1919年10月，冯国璋宣布辞去江苏督军一职，转而北上返回家乡河间，不过他把自己的家小送去了上海。
江西督军李纯、湖北省长徐树铮和江苏第六师师长齐燮元、上海警备司令卢永祥几人，都垂涎于冯国璋所空缺出来的江苏督军一职，开始各种明争暗斗。
作为北洋最后的实力派，冯国璋所领的江苏督军其实并不止江苏一地，而是江苏、安徽、上海和小半个江西。徐树铮想要拿到江苏督军的位置，是想要借助这个机会实现直皖合流，重新把北洋的力量集结在一个旗帜之下，控制了从武汉到上海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北洋系，则可以重新恢复和共和党、国民党鼎足而立的局面。
徐树铮更是期待，在整合了北洋内部之后，把南方各省也纳入到新北洋的旗下，那么他也就可以同共和党分庭抗礼了。既然吴川能够赤手空拳的打下一个东北三省，徐树铮觉得自己也未必不能统一南方，他的出身和社会关系，可比吴川这个革命前寂寂无名的海外留学生强多了。
不过，江西督军李纯、江苏第六师师长齐燮元、上海警备司令卢永祥几人并不这么想，他们没兴趣和共和党争夺什么天下，但是对于自己能够更进一步则的机会是不肯让步的。江苏督军这个位置，控制了长江下游最繁华的一片地区，哪怕日后没的当官了，能当上几年督军也足够舒舒服服的过下半辈子了。
别看冯国璋在北洋军阀中比较有廉耻，但是他搜刮的钱财也足足有数百万元之多。把家小往共和党管不到的地方一送，下半辈子还用担心什么呢？
当然，想要拿到这个江苏督军，一是要让江苏的北洋军将士们服气，二则是要有个合法的手续。徐树铮的机会其实蛮大的，毕竟他现在可算是北洋系统内较为出众的后起之秀，但是冯国璋不愿意他来接手自己的位置，因为他担心这个段的心腹日后会和他后人算，把段的总统之位搞飞的事情。
最后，因为李纯会做人，冯国璋推荐了这位，而李纯又向国民党表示，会把江西督军让给国民党，于是在一番勾心斗角的争夺下，李纯最终胜出得到了江苏督军的位置。国民党则趁机把李烈钧推上了江西省省长的位置，共和党的要求就是，江苏、江西、安徽改制，从督军制度改为省长制度，削弱军阀对于地方的控制。
不过事情到这里并没有完，在冯国璋准备辞职的时候，国民党就盯上了安徽省。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时，安徽、江苏和江西，都是国民党发动革命的根据地。再加上安徽和江西隔长江而望，如果能够把安徽也拿到手里，国民党就等于在长江中部占据了一块地盘。
安徽、江西刚好把广东联系上，往西可以同四川夹击两湖，往东可以保卫福建、江浙、上海，最后把江苏也拿过来。这当然是国民党不会放手的机会，且孙中山也选好了安徽省长，就是柏文蔚。
这位安徽人在本省颇有威望，对于孙中山本人又忠诚，在孙中山刚刚返回上海时，柏文蔚前往谒见，曾经向孙表白：“文蔚自忖，自(随)从先生至今，不服从先生之事，绝想不出来。服从以何为定义?有一种人面见先生，胁肩谄笑，绝对服从;至与先生离开，所言所行无一不违反先生之主张。再有一种人，与先生若干年不见面，又或与先生相隔几万里，或几千里，他的所言所行绝不丝毫有违背先生之处;若与先生见面，研究重要问题，绝不敢昧乎良心，以顺为正，行妾妇之道以待先生。”
孙中山因此对于柏文蔚极为满意，在冯国璋还没有卸任之前，就秘密派其回安徽联络淮上军，预备在冯国璋走后发动驱逐安徽督军倪嗣冲的行动。
当然，国民党的一系列行动也被另一个安徽人王亚樵看在了眼里。从国外回来接手了夏阳的工作后，王亚樵就一直关注着南方，试图把革命的力量向南推动，特别是要先解放自己的家乡安徽。
辛亥革命时，他和乡人李元甫、王传柱、李小一等，响应中山先生革命主张，支持柏文蔚起义。但是因为王亚樵主张开李府仓房，封李府典当，以作军饷，及赈济贫民。这个李府，指的就是李鸿章家族，他们家占了安徽一半的土地。
同盟会派到安徽的代表孙品骖反对王亚樵这伙人“打土豪，分田地”的想法，在李鸿章家族的支持下，孙品骖污蔑王亚樵这些人是趁火打劫的歹徒，然后抓捕枪毙了李元甫、王传柱、李小一等，王亚樵侥幸在外逃脱。
这就是王亚樵对同盟会没什么好感，最终投向了共和党的原因。在他看来，共和党推动的土地改革才是真革命，而同盟会也好，国民党也好，都只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才投机革命的。
只是，此时吴川正在国外和列强就国家主权进行协商，共和党上层则正在为革命新路线争吵不休，对于继续向南推动革命的事务，暂时并没有什么人关心。
在吴川的熏陶下，共和党对于政治斗争的理解终于从人事斗争转向了路线斗争。吴川以“武装革命，无产阶级专政和国家资本主义”奠定了自己的国内革命路线。凡是不支持这一路线的党员，不是自动退党，就是被调离领导岗位了。
面对吴川这种路线斗争的打击下，党内那些试图维持人身依附关系的小圈子，很快就被碾碎了。那种封建时代的兄弟义气或师友关系，本质上就是维护小团体的利益，而路线斗争则是维护党内大多数人的意义，当两者发生碰撞的时候，只要上层没有完全腐化，那么胜利的终归是路线。
背叛党，背叛人民，在路线斗争前绝不是一句空话。相比之下，你背叛小团体的利益，受到的惩罚不会比这个更重了。梁廷栋、李大钊提出的城市公社化运动，同样是一种新的路线。这条路线的方向，就是落实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实施过程。
宋云桐虽然理智上并不反对城市公社化运动，但是他不能坐视梁廷栋主持这一路线。这将意味着，梁廷栋在党内压倒其他人，成为吴川之下的第二人，这显然是难以让他接受的。
在他看来，这一路线等吴川回国后亲自主持也来得及，现在梁廷栋这么迫不及待的在吴川没有归国时提出这一路线，显然有抢班夺权的味道。
在一边要求各地就城市公社化运动进行仔细考量外，宋云桐也只能要求派人转程前往莫斯科向吴川请求指示。而吴川给出的指示是，“要因地制宜的推动城市公社化运动，不要怕犯错误，对于在公社化运动中发现条件还不成熟时，也不要怕丢脸，可以暂时退回到起点，等到条件成熟再上马。”
吴川给予党的中央委员会的意见，就是原则上支持城市公社化运动，但是并不主张一下全部铺开，他在信件中指出：“…公社，将会成为社会主义最小细胞的组成，城市公社的发展将会实现城市居民之间的联合，城市和城市之间的联合。当实现了城市之间的大多数联合，那么乡村公社也将提上日程，从而形成城乡之间的联合。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下一个目标就应当是消灭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差别，最终消灭阶级之间的差别，建立起真正的社会主义…”
共和党中央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吴川给出的公社化运动方向的指示，但是很快，宋云桐就接着决议同梁廷栋争夺起了城市公社化的领导权。他认为梁廷栋负责公社内党员的联合，李大钊负责公社运动的宣传工作，但是组建公社的工作还是应当由劳动和经济委员会来负责才对。在吴川不在国内的时候，这委员会刚好由宋云桐领导着。
此时的共和党，最关心的外交工作正被吴川接手者，至于国内最为重要的工作，大多数委员都认为，一个是国内的经济建设，另一个则是推动城市公社化运动，至于北京政治或向南推动解放区的扩张，他们倒是都认为 可以先放一放。
革命委员会趁着一战发了一笔横财，但是这边横财最大的成果就是东北地区已经建成的基础建设和工厂、学校、水电站、火电站等硬件。18年到19年，则是对环渤海地区及黄河沿岸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城镇的建设。但是再想要往南扩张，当前的革命委员会已经力有未逮了。
这七八年积攒下来的资本、技术工人和机器、钢材、水泥产能，差不多已经用到极限了。毕竟，中亚、新疆那一块的基础建设也正铺开，东北、山东的工业产能依然不足以支持这么大的摊子。
而秦岭-淮河以南地区，特别是长江流域，同样吃到了一战的红利，虽然他们并没有吃到东北这么一大块肥肉，但光是向北方出售原材料和向协约国出口初级加工品，也已经让这一地区的民众生活水平超越了过去100年里最好的年份。
比如，安徽休宁县东乡湖边村，通过率水，上通屯溪，下达杭州，村子里有56户人家，每户平均年收入157银元多，其中农田产出68元多，副业收入接近90元。凭借着副业收入，这个村子的儿童上学率达到了一半。
最好的安徽厂布重48两一匹，市场价格2.8-3元，1匹布用纱成本1.8元，工资0.3元，染料0.2元，用铁木机一日能成2匹布，日工资就是0.6元。在战争的刺激下，这种土布几乎在市场上供不应求，有时还有人溢价收购，于是长江中下游等地开设纺织工厂的地区，都出现了经济旺盛的景象。
在这些地区，农民觉得现在的日子很安乐，比辛亥革命的时候好的多。辛亥革命的爆发，原本是得到了农民和市民的支持的，但是同盟会拉拢的会党江湖习气太重太，革命初期节节胜利的时候还不错，但是等到北洋军南下，革命军失利的时候，一些会党的本性就暴露出来了，他们劫掠商铺，强奸妇女，强拉农夫为军队当夫子。
二次革命的时候，就没有人再愿意站出来响应国民党的号召了，因为农民和市民都看出来了，这些革命党压根就不是为了他们革命的，而是为了自己和地主老爷们革命的。跟着他们去上战场是欢迎的，但是要是想要借着革命去推翻地主老爷的压迫，那是没有指望的。
因此，共和党的宣传主张虽然在青年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中反响不错，但是在市民中和乡村中则并没有取得广泛的支持。大多数人都觉得，现在应当好好过日子，而不是站出来闹什么革命。很大一群城市市民，反倒是更为欣赏国民党的温和革命论。不打仗、不流血，依靠民主推动社会进步。
虽然很多市民并不了解，什么是社会进步，不过他们觉得只要自己的工资涨了，物价跌了，生活变好了，那么就是一种社会进步。至于打倒地主和资本家，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的理念，很多人是敬而远之的。
面对南方如此没有觉悟的社会现状，共和党上层也觉得没有必要强行去解放他们。光是现在解放和建设北中国都够他们焦头烂额了，大家都在盯着自己培养出来的中学生和大学生，希望能够多分配一点到自己的部门，从而承担起更多的革命工作，而不是想着把他们丢到南方那个没有革命气氛的地方去发动群众去。
按照宋云桐的说法：“当前我们还没有能力把南方各省的自然资源开发出来，因为我们没有这么多钱去搞基建。南方那么多山地地形，光是要在山里修建桥梁和公路、铁路就需要一个极为惊人的投入了。我们完全可以先把这些投入放在北方更容易建设的地方，这也是更有效率的配置。
此外就是，南方的经济实际上已经同列强密不可分，我们哪怕把列强从南方成功赶走，南方人也不会感激我们，他们只会觉得我们破坏了南方的经济。因为目前我们的经济模式还不能同南方经济完全搭接起来，在解放南方的初期，南方的生活水准不会有所提高，反而会有所下降。这就是吴川同志说的，时机还不够成熟。”
梁廷栋等人是反对宋云桐的说法的，但是他们也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解放南方，因为共和党应当把更多的力量放在公社的建立上来，假如不能确立公社组织对于城市、乡村的控制，那么对于布尔什维主义来说，他们所建立的这个新中国就会偏离共产主义的方向。
简单的说，不要说南方群众不够赤色，他们觉得现在北方的群众也缺乏真正的革命热情。过于看重个人的物质生活，对于传统的文化价值观还存在着习惯性的认同，这就妨碍了集体主义观念的养成。因此，现在着急扩大解放区，只会继续稀释北方的革命信仰。
王亚樵其实更加支持梁廷栋这一方的理念，但是他更反对放缓解放南方的节奏，他觉得应该尽快的把共和党的力量扩散到全国，然后再进行全面化的社会革命改造。
只不过，他并没有权力向中央委员会提出自己的建议。但是他并不打算放过当前的好机会，共和党中央虽然不想挑起对南方军阀的战争，但是当国民党挑起安徽的战乱时，驻扎在河南的革命军显然是会接受安徽人民的请求南下维持秩序的。
12月2日，新任江苏省长李纯在南京宣誓上任的时候，柏文蔚指示淮上军发动了起义，以安徽人民的名义对倪嗣冲发表了一篇声讨书，就其督军安徽期间犯下的各种罪行进行了声讨，表示要赶跑这个独夫民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