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吴川接待各国外交官和在京社会名流时，上海《时报》发表了一份以《未来之中国》为题的号外。其中一篇名为《十问未来之中国》的文章引起了民众的激烈回应，这篇文章对未来中国提出了十个问题，涉及了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编辑在文章末尾写到，“此十问俱实现，则中国富强矣，国人安乐矣，不知吴川主席和孙文总统能否答之”。
邵飘萍很快就把这份号外送到了吴川面前，向他说道：“《时报》原是康有为弟子狄楚青所办，原本是康梁在国内的喉舌，辛亥革命之后狄楚青和康、梁在办报方针上产生了分歧，于是狄楚青收回报社独办，但康有为还经常借助《时报》发表自己对于国内政治的看法，直到本党压制了孔教复兴的势头，《时报》才从保守派的立场转向了自由派的立场。
而自从戈公振担任《时报》总编以来，该报的立场又偏向了左翼，戈公振为该报定下的办报新思想是：救国与启民。这份号外的目的，恐怕是新闻界人士想要试探本党的治国思路，我觉得不能不慎重对待。”
《十问未来之中国》看到这篇文章的题目时，吴川恍惚间好像在什么地方听说过这个题目，于是他拿起报纸往下看了下去，并在心中默默读了一遍。
“第一问：吾国之军权何时归一，分散之军阀何时湮灭？
第二问：南北之政治何时统一，吾国之行政权何时统一于中央？
第三问：三十四国治外法权何时可废，吾国之司法何时自主？
第四问：吾国何时举行真正之代议选举，何时举行真正之国民普选？
第五问：吾国何时可令南方农业也同关外农业一样进步，实现稻产自丰、谷产自足，不忧饥馑？
第六问：吾国何时可产出足够数量的汽车、轮船、机器等物什，使我国人不需再向外采购？
第七问：吾国何时可以建成孙总统所言的十万公里铁路和数十万公里的公路，使我国人能够方便往来南北东西？
第八问：吾国何时可于南北全面实行义务之初级教育，使我国赶上世界先进之教育国家？
第九问：吾国之国民何时能够在海外光明正大的表明自己的身份，而不受种族歧视？
第十问：吾国有如此漫长之海岸线却无一支能够保卫海岸线的海军，不知吾国何时可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参与寰宇诸强国之角逐，拓势力于境外、通贸易以取利、输文明而和外人？”
“好家伙。”吴川不由啧啧有声的评论道，“这走路还没有走稳，有人就想着要上天啊。醉梦人，确实，不是喝醉了做梦，是写不出这样的问题的。”
邵飘萍站在一旁插嘴道：“主席何必自谦，除了后面五问，我看前面五问想要完成却也不难。这醉梦人不也说了么，只要能够实现十之五六者，则国家幸甚，国人幸甚。”
吴川把报纸在桌子上放下，这才向后靠着椅子说道：“在我党准备入京的时候提出这十个问题，摆明了不是想要问前五问，而是想要问我们共和党准备拿什么实现后五问。如果不能实现的话，自然还是应当保存共和体制为好，这就是向我们将军么。”
邵飘萍一时哑然，他之前倒是没有如吴川想的这么深入，只是想着要借助这十问让共和党入主中央更加的名正言顺而已，毕竟《时报》现在也算是新闻界中的进步势力，平日里也没少附和本党的报纸社论。
思考再三后，邵飘萍不由向吴川请教道：“那么我们应该如何回复这《未来之中国》的号外？”
吴川看着窗外庭院墙上的绿色藤蔓许久，方才出声说道：“未必要跟着他们的脚步走，醉梦人希望的未来中国未必是本党想要的那个未来中国。和他这十问相比，共产主义不是更难实现吗？
对于本党而言：消灭剥削，消灭阶级差异，消灭等级社会，使人人都能得到完善的教育和医疗保障，使人能够为了自己的理想而不是生存努力奋斗的世界，这正是我们要创造的新世界…”
邵飘萍带着吴川的答复返回了华北日报的报社，然后以共和党的理念对未来中国进行了一定的描绘，但并没有完全照着十问进行回答，这固然引发了民众对未来中国更多的畅想，但是对于新闻界的人士来说，这样的回应是比较失望的，因为这不是他们想要听到的答案。
而这边吴川在接待各方客人的时候，自然也同国民党的代表接触了数次，不过他对于汪精卫提出的诸项要求并没有给予回应，只是表示会在和孙文总统见面时商讨以上问题。
对于国民党来说，吴川的反应显然有些敷衍了，他们其实更希望在吴川和总统见面之前能够达成一定的协定，从而为国民党保留一部分权力。国民党掌握中央政府的时候，其实是不大想和其他政治力量分享权力的，这一点从他们对待北洋团体的手段上就已经表现出来了。
只不过，北洋团体虽然四分五裂了，但是这些权力并没有就落入到国民党的手中，反而是为共和党扫清了道路。北洋派虽然缺乏政治理念，但却是不折不扣的实力推崇者，哪怕共和党的政治理念损害了那些北洋军头的利益，但是他们也依然愿意向共和党屈服，而不是就此投向了国民党。
因为国民党在北洋军头眼中就是个空架子，双方进行一些有限的合作可以，但是真要到了站队的时候，他们是不会和只会争权夺利的国民党站在一起的。毕竟只是依赖政治斗争作为武器的国民党，显然是难以战胜拥有机枪大炮的共和党的，再说了，在年轻的学生中马列主义也比三民主义有吸引力啊。
哪怕是国民党中几个有力的笔杆子，也在私下里讨论过，最终认为就革命理论的系统性而言，列宁主义显然要严密的多，也更加有煽动力的多。也许在辛亥革命之前，三民主义对于国内的革命青年来说有着震耳发聩的唤醒作用，但这种震动实质上是长久在黑暗中的人睁开眼睛看到光亮时的感动，而不是说三民主义有多么撼动人心。
在辛亥革命过去十年，国内青年开始对外部世界有所了解之后，三民主义就失去了吸引力了，因为就革命而言，三民主义就像是一本用于启蒙的百家姓，而不是真正具有一个全新世界观的革命体系。
再加上，孙文距离中国实在太远，对于中国底层社会的弊端只能说是一知半解，三民主义除了在民族主义上能够引发知识青年的共鸣外，在其他问题上完全没有把到中国社会的脉搏。所以在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国民党很快就分裂了，因为三民主义已经无法指导中国革命继续下去了。
相比之下，马克思思想和列宁主义所构建的那个宏大理想，却能够一直领导着共和党的前进，让党员知道自己在革命道路上只是前进了一小部分，还远没有到松懈的时候。这就是马列主义战胜三民主义的根本，又列宁的政论文章就像是一团团火焰，只要听进去就能燃烧起无产阶级反抗的火焰，这是孙文向民众演讲三民主义所达不到的感染力。
国民党内的一部分进步力量之所以要反对共和党在国内传播马列主义，就是因为双方都标榜自己是革命党，但是革命党和革命党之间的冲突，不是水和火焰的冲突，而是火焰和火焰的融合。
国民党的革命理论就像是一根火柴上的火焰，在黑暗中它能照亮人民，但是在一堆篝火面前，它就只能成为篝火的一部分。这就是国民党内进步力量的痛苦之处，只要国民党继续向着革命道路上前进，那么迟早就就会被共和党这堆篝火消化掉国民党中的进步力量，最终给国民党留下一堆灰烬。
因此，国民党一直都希望能够借助本土革命伦理的框架，把马列主义隔离在中国革命之外。就孙中山来说，如果共和党能够抛弃掉西方创造的马列主义，回归中国的本土革命理念，那么他其实并不介意支持共和党执政的。
当然，孙中山也知道，凭借国民党现在所拥有的资源，想要阻止共和党执政也是不大可能的事，因此他希望能够在私下说服吴川之后再和对方见面。毕竟在当前的情形下，两人的见面就意味着大局已定了。而国民党能够拿出的条件，也就是对于吴川个人的支持了。
共和党作为一个组织，已经强大的不需要其他国内政治力量的支持了，但是就吴川个人来说，国民党的支持还是有些价值的，毕竟国民党在传统文人中的影响力还是有的。
只不过，吴川并没有理会国民党给出的暗示，他依旧按部就班的进行着自己入京之后的行程，反正双方见面的时间越迟，国民党手中的筹码就越少。
在接待各方人士的空闲时间中，吴川还对北京城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调查。在辛亥革命爆发前，北京就存在了40个行业和4541家商铺；十年过去之后，特别是孙中山就任总统之后，北京的城市建设大大的加快了，现在北京存在了92个行业和1.2万家商铺，城市人口也超过了百万。
这些新行业中出现了不少现代工业，比如华商电灯公司、石景山炼铁厂、长辛店机车修理厂、南口机车车辆厂、北京自来水厂、清河制呢厂等企业。当然，一些现代工厂都是在战争景气的刺激下才吸引了北京官绅的投资，比如石景山炼铁厂，因此在战争结束之后，这些工厂的经营就出现了问题。
面对初级工业品的不断下挫，特别是钢铁价格的不断下跌，最终这些官绅只能将这些还没有建成的工厂出售给了革命委员会。在这些官绅手中亏本的现代工厂，在纳入了革命委员会的生产体系之后，很快就减少了亏损，并渐渐接近了盈利的水平。
毕竟这些官绅能够给自己开办工厂以特权和便利，但是却无力为这些工厂配置配套的产业及基建工程。光是北京商办的电力公司电价就超过了东北电价的十倍，唐山、天津地区的五倍，再加上糟糕的道路条件和聘请外籍工程师所提高的成本，自然是难以和外国同类产品竞争的。
不过这些进步还是给北京带来了一些全新的面貌，貌至少现在北京四面的城墙都拆出了缺口，大街上阻碍交通的牌楼也拆除了不少，整个北京城总算是有了几条能够直接和外部联通的大街了，足够4辆汽车并排通行。
当然对于吴川来说，面前这个北京城的变化还是太慢了。因此他站在正阳门上看着内城时，不以为然的对着身边的耿谨文、王葆真说道：“总有那么一些遗老遗少拿这些城墙当成什么民族瑰宝，但是这些城墙过去没有阻止满人进入，之前也没有阻止八国联军进入，倒是成为了阻碍北京人接触外部文明的最大障碍。
我看，北京城要拆的地方还有很多，要填埋的地方也很多，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开放而崭新的中国，自然也就需要一个开放而崭新的北京。要把城里的那些古老垃圾和遗老遗少脑子里的陈腐思想一并扫除出北京，不要我们建设了半天，然后跑出一个人指着自己额头上的通天纹，说我们这些建设者不配住在北京，这是他们祖上传下来的祖宅，那特么就滑稽了。”
耿谨文和王葆真都点头认同了吴川的看法，既然他们已经要进驻这座城市，那么当然是要让这座城市和城市里的居民为他们而改变，而不是他们为这座城市改变了。
耿谨文向着吴川问道：“那么我们入主中央的话，长春的各部门是否要搬迁到北京来？如果要搬来的话，现在北京城内的办公场所肯定是不足的，到时是启用故宫的一部分建筑，还是干脆在城外重新选择地址筹建行政中心？我个人的建议还是在城外重建为好，城外地方空旷也好规划。”
王葆真也顺口提到：“我也支持把行政中心移到城外去，现在东交民巷内的各国使馆区距离中南海总统府太近，看起来我国的中央政府倒是成了这些列强外交官的下属单位一般了。把行政中心迁移出城，既可以保留紫禁城的文物，也能够消除列强对于中央政府过多的影响力。”
吴川想了想问道：“你们觉得行政中心放在什么地方好？”
耿谨文马上说道：“我觉得月坛以西，公主坟以东的地方不错，那边距离景山钢铁厂也近。如果今后景山钢铁厂能够建成一座大钢铁厂，那么无产阶级就能就近保卫行政中心了。”
吴川思考半天后说道：“先找人测绘规划，我就有几点要求，附近要有飞机场、适合修建地铁，并且要有一个足够大的城市中心广场，以便于群众集会。
另外，预留一片地区作为各国大使馆的修建区，一旦行政中心的规划完成，那么就要求各国交出东交民巷的使馆区，让他们在城外指定地区修建使馆。
我们可以保留故宫等一批老建筑，让人民今后可以参观，但是东交民巷使馆区这种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的羞辱，就没必要留下了。这玩意就没有教育意义…”
耿谨文和王葆真顿时热烈的和吴川讨论起了未来对于北京的改造想法，虽然他们并不担任北京市长，但是作为共和党驻北京最久的干部，他们对于这座城市的不足之处还是相当多的。毕竟在长春待久了的人，是很难对面前缺乏城市基建的北京城产生什么好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