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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康斯坦丁分手之后，吴川并没有立刻离去，而是又去了工厂附近的工人俱乐部，一间由共和党人经营的读书社。这幢两层小楼一楼是图书室和娱乐室，二楼就是总工厂工人苏维埃的办公地点。
老实说，中东铁路的社会民主工党小组和社会革命党人的活动，在吴川到来之前就已经相当活跃了。19年，住在三十六棚的中俄工人在太阳岛上就纪念过“五一”国际劳动节的活动。足足有上万工人和市民参加了这次活动。
领导了这次纪念活动的两名工人领袖，一个是俄国人西林，一个是中国人吴泰。而这位西林就是社会民主工党的成员，原名是鲍.扎.舒米雅茨基，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被沙皇的密探抓捕，然后又逃脱了出来，跑来了远东从事中发动东铁路管理局的工人运动。
当然，西林虽然为布尔什维克大队人马的到来打好了一个不错的工运基础，不过他所取得的工运成就还是无法同吴川、斯维尔德洛夫这些有组织的党团领袖在这短短数月里的活动相比的。因此西林很快就服从了共和党的领导，不再试图坚持西伯利亚地区社会民主工党的独立活动了。
而获得了共和党支持的总工厂工人苏维埃，也迅速的把全厂的工人都吸纳了进来，不再是一个主要以俄国工人为主的团体。甚至于，总工厂的工人苏维埃还把周边的印刷厂、码头工人也吸纳了进来，渐渐有成为了哈尔滨市工人苏维埃的架势。
吴川走到二楼的办公室时，彼得·约诺维奇·巴拉诺夫同志正和工人苏维埃的主席西林、副主席吴泰、柴好等人一边交谈着，一边等待着他。
进入房间的吴川和几人握手问候后就找了个位置坐了下来，然后向着房间内的几人说道：“我过来坐一下就要走，因为还有其他事情等着我去办理，所以我就长话短说了。
关于哈尔滨的工人运动资料，巴拉诺夫同志已经向我汇报过了，我觉得工人运动总的形势还是好的，也就没必要再做什么改变了。不过我还是要补充一点，虽然现在革命委员会和共和党控制着这里的形势，你们的行动还是能够保证安全的。
但我还是再一次的要求，秘密工作和公开工作必须分离，负责公开工作的同志不要同负责秘密工作的同志有交叉工作的行为，双方的组织和机构驻地也不允许有交集。我们现在虽然处于俄罗斯帝国反动政权力量薄弱的地方，但并不表示俄罗斯帝国反动政权对我们毫无威慑力。
工人运动和党组织的发展要有规划，有程序，有纪律，不能盲目的乐观冲动，当然也不必过于悲观消极。共和党和布尔维克们一样坚定的相信，俄罗斯帝国的反动政权和满清帝国的反动政权都会被打倒，而工人阶级将会赢得这个崭新的世界，建立一个美好的社会主义新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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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吴川进门时说是只说几句就走，不过他还是唠唠叨叨的说了20多分钟的革命形势变化和工人运动的前景，丝毫没有切入正题的意思。
巴拉诺夫不得不在吴川讲话停顿的瞬间，向他提醒道：“吴，咱们还是先谈一谈关于总工厂的工作变化吧。你等下还得去委员会讨论财政事务呢，不抓紧一些，你可能就要迟到了。”
吴川这才眨了眨眼睛，收拢了思绪说道：“对，是该先交代一下总工厂的工作了。我说二点，你们记一下。
首先，经过革命委员会的努力，从今日开始我们终于有权对总工厂的日常经营活动进行建议或处分了，虽然总工厂现在还不能算是工人阶级的财产，但起码我们终于夺取了一部分对于工厂的管理权力。
今后工厂生产经营的主要业务方面，会以工厂的厂长、康斯坦丁董事和我共同决定。我今日同康斯坦丁董事碰了碰，决定今后会增加一个机器分厂来制造机床和军火，这是维持革命武装是否能够存在下去的关键，也是今后布尔什维克能否武装自己的基础，所以我希望工人苏维埃应当积极的协助工厂把这个机器分厂组建起来，并把生产和技术掌握在工人阶级的手中。
嗯，顺便我也同康斯坦丁董事就生产纪律和工人待遇、福利上达成了一致。厂内驻扎的军警将会撤销，工厂将会组建自己的保卫科，我希望工人苏维埃能够掌握住这个新的部门，我会提议从厂内年青工人中招募保卫干事的。
现在的工人薪金和中俄工人之间同工不同报酬的状况也会进行改善。工人苏维埃先调查一下本厂的平均工资水平和本市的物价、市民平均收入，然后制定出一个合理的调整方案交给我。
另外，我已经提议对三十六棚的工人住宅进行维修，并对这些住宅的取暖进行改造，最好能够改成集中取暖的方式。当然这也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最好的办法还是重新修建工人住宅楼，提升工人的居住环境，这一点我会让巴拉诺夫同志跟进的。当然，不仅仅是总工厂的工人住宅要进行改善，全市的工人居住环境也要一点点的改变过来。
最后，关于工作时长的问题。我们现在还无法彻底的实施八小时工作制，所以我会尽量同工厂方面进行沟通，实施八加一的工作时长，一小时的加班时间应当给与加班费用，并实施每周一天的休息制度…
其次，我希望党内同志注意，争取到工厂的管理权力，并不仅仅是给你们用来保障工人的福利待遇的，虽然这是党的工作之一。但是请大家不要忘记了，建设国家也是党的主要任务。当我们夺取了政权之后，就必须学会如何去治理国家，如何去搞经济建设，否则我们就不能满足人民的物质需求，最终为人民所背弃。
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工人阶级才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因为工人阶级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什么是先进的生产力，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工人能够比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生产的更多更好。因为我们是为自己的需求而生产，而他们则是为资本家的利润而生产。
假使，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人，生产积极性还不如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工人高，那么就证明是我们这些革命者出现了问题。因为管理也是一种科学，也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落后的管理就意味着我们这些革命者的领导能力不足，还不及资本家更了解什么叫做先进的生产力。
但是我们知道事情，广大工农群众未必了解，他们只会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制度败给了资本主义，从而动摇、丧失了对于社会主义的信仰。
所以，想要管理好一个国家，我们至少也得先管好一个工厂。不管是中国还是俄罗斯，都是疆域辽阔而资源丰富的大国，当我们夺取了政权之后，管理的将会是成千上万的工厂，假使我们现在不开始学习、培养自己的管理人才，难道还要去指望资本家们帮助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吗…”
将吴川送出了门之后，巴拉诺夫转过身来对着西林等人说道：“看起来我们之前思考的还是太肤浅了些，只顾着怎么同铁路管理局斗争，却忘记了夺取政权之后，建设祖国的任务就落在了我们布尔什维克的头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顺着吴提出的主张，重新讨论一下今后的工作重心吧。”
面对过去的上司吉长铁路总办李凤年和总工程师曲尾辰二郎，现任革命委员会工业委员的罗国瑞也是挠头不已。老实说罗国瑞当上这个工业委员，他自己都觉得完全是一场意外。作为清政府任命的吉长铁路中方工程师，他对于反清革命其实并没有什么兴趣。作为留美幼童出身的他，想要在铁路事业上一展所长才是他的理想。
只是他没有想到吉长铁路的建设会变得如此多灾多难，先是遇到了水灾冲走已经修建好的路基，接着又爆发了鼠疫，一日夜内工人死伤120余人，导致工人全部逃离了铁路工地，铁路工程不得不停工。等到今年6月27日朝廷更换了吉长铁路的总办，这位新总办却又同日方总工程师曲尾辰二郎闹起了矛盾。
这位新总办一上任就开始裁撤人员，原本这也没什么，毕竟前任总办任用了不少私人，确实是不干什么事情光拿薪水的。只是这位裁撤人员几乎毫无标准，不仅闲人要裁，连肯办事的也一样裁，只是一味招揽自己的私人。甚至连过去已经签订好的土木工程全部合同也一并解除，要重新进行工程招标。
这种搞法，不要说已经超支的吉长铁路工程预算在财政上难以支持，就是中日双方的雇员都难以忍受这位霸道的作风了。罗国瑞便是在此时萌发了离去之意，刚好有友人请他探讨黑龙江、吉林两省的公路网络建设和铁路支线网规划，他就干脆辞职跑哈尔滨来了。
只是没曾想到，人家不仅仅是要搞公路、铁路建设，还要搞革命。于是罗国瑞就在毫无知觉的状况下卷入了革命，也是革命党人没有问过他，否则他肯定是不干的。但是革命爆发之后，他倒也没敢撂挑子不干，因为吃不准革命党人或朝廷不追究他的问题。
随着革命委员会打下了长春，并传来了武昌起义的消息，他也就安心了。明摆着朝廷这次要完，看着革命委员会确实是想搞建设的，他也就懒得跑了。反正革命委员会只要建铁路，他还是肯留下来继续工作的。他只是没有料到，因为革命委员会的势力扩张，吉长铁路这个项目又落在了革命委员会的手里，于是总办李凤年同总工程师曲尾辰二郎两位前上司，倒是跑来哈尔滨要同他来讨论铁路建设的事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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