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会议上，财政委员宋小濂向各位委员就欲推出的新币制做了说明：“我们现在打算实施的，是以银元为本位的元、角、分、厘四个单位，元、角以银制，分、厘以铜制，都采取十进制单位。
每一银元的成本合上海规元7钱2分，但银元以下各单位不再以市价为准，而是采取强制性的固定单位。过去1银元兑换12小洋，或1银元兑换铜元数目不定的现象，将在新币制推出后杜绝。
从革命之后到现在，随着委员会统治范围的扩大和粮食期市的良好运营，东北的私人钱庄和地方上的私票都得到了大面积的清理。截止民国元年8月，当前在东三省内使用的主要货币只剩下了卢布、银元、银元票、小洋、小洋票、铜元、制钱、日元。
在战争的打击下，日元的发行数量已经跌到了70-90万元，在进一步限制日本正金、朝鲜银行的营业范围之后，日元的使用将会进一步缩小。金融委员会认为，当我们接管了南满铁路的运营权力之后，日元退出东北已经成为了必然之局。
至于本地的百姓，虽然已经接受了我们所发行的银元，但是他们对于小洋、小洋票、铜元、制钱的使用习惯，使得想要这些货币自动退出市场是不太可能的。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颁发强制性的政策，在3-6个月的过渡期后，取消这些货币在东北的使用权…
至于卢布，在中东铁路管理权为俄国人所操纵的状况下，我们恐怕是不能动摇其地位的。不过我们北满的日用品多来自外部输入，只要我们控制住了这些日用品的输入，对俄国进口货物进行打击，那么至少可以限制住卢布使用区域的扩大…”1
各位中央委员经过了仔细的探讨之后，基本同意了新币制的推出，并在吴川的建议下将其命名为共和币。吴川最后向财政委员会建议道：“马上就要进入秋收季节了，东北基本上是一个依靠农业为主的地区，粮食贸易就是东北市场的根本。
我们想要让共和币为东北唯一使用的货币，光靠法律和政策是不够的，重要的还是获得市场的认可。我们的大豆产量超过一半以上是出口国外的，至于其他粮食也有百分之2、30%是向关内输出的。因此想要让共和币在东北统一货币，首先就要确保共和币的数量能够应付粮食采购商的货币兑换。
要是我们连海外商人和关内粮食商人的采购款项都兑换不了，又怎么能够指望把这些旧货币清退出市场。因此接下来的10月到12月，正是最为关键的时刻。我要求财政委员会联合金融管理小组，对各银行的兑换业务进行督查，决不能出现共和币被挤兑的现象…”
这种对于金融货币的统一，正是前清想干而没能干成的。因为相对于整个中国的区域，满清手中的硬通货实在是不足，而对于外国列强的强势，满清政府也是无能为力。
不过对于革命委员会来说，这一次推行的新币制倒是要比满清轻松的多了。对于日本的战争，使得干预东北金融的列强少了一个。而出于对俄国的警惕，其他列强也支持革命委员会采用一种独立于卢布的银本位政策，从而为下一步过渡到金本位打好基础。最后便是，东北的城市建设和实业投资引入了大量的白银，使得革命委员会有资本推动新币制。
而共和币的推出速度，也比吴川等中央委员们想象的要快的多。第一是因为在这一年内革命委员会铸造的银元几乎是无限兑换的，因此这为共和币带来了极高的信誉。不管是卢布还是日金，在东北的初步推广，也是以无限兑换金银为保证的。
第二是革命委员会直接发薪水或间接发薪水的人数已经超过了150万人，这些人又大多集中于铁路沿线各城镇，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销售市场，这也就使得商人们不得不开始用银元来结算自己的业务。
第三则是革命委员会建立了一个联通东北的物流交通体系，从铁路、水运到海上运输，再加上现在正在建设的东三省公路系统，正将东北过去的行商改造成为依附于这套物流体系之下的分销商。
在过去，东北商人之所以能够和俄商、日商抗衡，靠的就只有两件法宝，提供东北商人内部资金拆借的钱庄，遍布东北各地的粮栈、大车店。在日俄银行的资金打压下，铁路加有线电报的竞争下，东北商人这个团体本就开始走向了下坡路。
而现在么，革命委员会算是给了这个商业群体最后一击，令他们不得不改弦易辙，加入到了革命委员会所创建的新商业体系当中来。
而吴川也并没有就此罢手，在退出新币制的同时，他还向中央委员全体大会提出了两项关于税收方面的改革，土地附加税和个人所得税。吴川向各位委员解释道：“发展生产力为主要目的的建设期固然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任务。1
但是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因为社会资源并不是平均分配给每个人的，所以生产力的极速发展将会导致社会财富向少数人手中聚集。美国、日本的经济高速成长，最终不过是塑造了几十或几百人左右的财富寡头。
美国人可以靠着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墨西哥的土地来维持社会的继续前进。日本可以靠吞并朝鲜、抢夺南满土地来维持社会的发展。但是我们是不可能学习他们的做法的，因为中国还很弱小，搞不起向外掠夺的战争，而革命委员会更是弱小中国的一只地方力量，就更没有这个能力四处去侵略了。
所以我们想要学习帝国主义的方式来发展经济，那么我们就只有压迫本国的民众，而人民也必将抛弃我们，失去了人民的支持，革命委员会的毁灭不过是一瞬间的事情。
因此，革命委员会想要存在下去，不至于因为生产力发展造成的贫富差距失衡而毁灭自己，那么我们就必须对财富有所限制。我们必须抑制过高收入的人群，我们必须限制大土地地主的出现，因此我们应当趁着他们力量还不大的时候推出法律加以限制…”
吴川提出的建议，基本核心就是劫富济贫。土地附加税是为了阻止6000亩以上地主的出现，所以制定的附加税目标就是，6000亩以上的土地将不能让地主获得任何收益。对于那些租用土地的大农场来说，则不受限制。2
而个人所得税从年薪600元以上起征，从1%到36%，分为六个档次，6000元以上统一征收最高税额。而当前军队最高工资是年薪2760元，政府这边最高的约为3000元一年，工人法定最低工资8元每月，革命以来工人的平均月薪约为15.08元。4
可以说，年收入6000元以上也好，拥有6000亩土地以上的地主也好，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都是和自己无关的另一个世界了。而在经过了历次肃反整理之后，革命委员会的中央委员中已经没有了大地主和大商人的代表，可即便如此这两个税法的讨论也经过了激烈的争辩，最终以吴川做出妥协，对军队和政府雇员的法定收入进行豁免，方才勉强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6
这一系列金融税收法令的推出，其实受到最大打击的还是那些一开始投资在革命委员会这边的商人和地主。他们先是通过战争前的粮食投资生意赚到了一大笔，接着又借战争制造出的需求订单赚了一笔，虽然购买了一些公债，但很快又从战后的没收土地竞拍中获得了超额收益。
陡然之间，这些随着革命而资产增值十数倍或上百倍的暴发户们，便开始忘乎所以了起来，许多人很快就暴露出了乡下土财主或投机客的本性。他们仗着革命委员会给予的优待，一边在铁路沿线或待建的铁路线附近大批囤积土地，强行购买反动分子的地产；一边则试图染指革命委员会正在组建的供销-物流体系、扩张银行业中的私人资本。
不管是军队、革命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和东北普通民众，都对这些暴发户们生起了厌恶感。军队认为鲜血都是自己流的，可革命带来的好处到被这样一群商人、地主给得了去。
革命委员会的大部分成员则是天然的对商人的不信任，商人的存在虽然活跃了地方经济，但是他们追逐利益的囤积居奇等举动，却是扰乱社会秩序的最大因素。简单的说，为了赚钱这些商人老是想着找政策上的漏洞，给政府找麻烦。
至于东北的普通民众，一方面是有些人是看不惯这些暴发户趁着革命发财；另一方面则是原有的社会秩序被打乱重建后，必然会有许多人跌落自己的阶层，从而怀念过去痛恨革命。只是革命委员会现在势力颇大，他们不敢直接向革命委员会发难，自然就先对着这些趁火打劫的暴发户们进行批判了。
而对于吴川来说，这样的社会舆论氛围正是他所需要的。想要建立起东北的工业化体系，对于商业资本的约束和对大土地所有者的打击显然是不可避免的。不能建立起一个稳定的社会供应体系和稳定的粮食来源，银行家们对于日本的金融攻击，未必不能用在东北三省。
日本的经济之所以会这么脆弱，除了债务太高，出口受制于人之外，日本现在的大地主和大粮食商控制着粮价也是一个重要问题。这边才吹起号角，日本的粮价就开始暴涨了，日本政府能够稳定的住民众就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