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好像龟兔赛跑中的兔子胡适有先天的优势。身为著名学者、作家的同时他还具有官方身份，出行前便拜访了苏联住**代表。在莫斯科他先后走访中山大学、莫斯科国际文化关系会、中国住苏使馆等官方色彩的机构，他的行程充斥着仪仗队般的色彩，阅读官方材料、与各界名流交谈、接触苏联和美国的官员与学者，甚至还包括时住莫斯科的于右任、蔡和森等中国知名人士。
志摩只是跟着雁群飞的一只小麻雀，但这让他更接地气、更愿意接触普通的人民。诗人独自到克里姆林宫散步，去大教堂参观，看托尔斯泰故居，瞻仰契袔夫墓，跑到犹太人戏院看戏，甚至到红场排队半小时看列宁遗体。志摩自登上火车起便到处看，到处听，到处问，连街头市民的表情都像观看异国丽颜般看得饶有兴致。胡适则一路阅读、写作、参观和谈话，似乎无心与普通百姓直接交流。姑且不论他们行前对苏联的看法是否像煤球与豆腐，单就这不同的“考察方式”看，这两位也难得出共同的结论。
两人回国后，便开始像两只斗鸡般在《晨报·副刊》上公开论辩，然后又将战火烧到各自出版的纪游之作中，胡适作结论：“他们（指苏俄、苏联）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的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至少应该承认苏俄有做这种政治试验的权力”；志摩却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试验，他问道：“难道就没有比较平和比较牺牲小些的路径不成？”
《题西林壁》中这样写到:“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一个是久负盛名的哲学大鳄，一个是天真无邪的浪漫诗人，即便面对同样简单的景象，二人可能也有着寒冬与夏日大相径庭的感受：在适之看来，苏联数不清的教堂是“伟大弘丽”的，而志摩则把它们看成一座座“蜂房”——印证着宗教自革命以来“大吃亏”的现状；再看民众的脸，志摩发现很多人的脸“晦塞而且阴沉”，难见“自然的喜悦的笑容”，而适之似乎对这些底层的人和事视若无睹、充耳不闻。
从大局观上看，胡适绝不是大雁队伍中随便的一只，他是头雁，是有领袖气魄的。哪怕暂时的专制，哪怕暂时牺牲多数人的自由，如能换来国家走向文明自由之路的机会，他认为也当值得的。志摩则认为这样的牺牲本身就与自由南辕北辙。看到一些“小的”牺牲，志摩也是相当的敏感，他了解到托尔斯泰的书被禁，便唉声叹气：“怕我自己的脾胃多少也不免带些旧气息，老家里（指当时的中国）还有几件东西总觉得有些舍不得——例如个人的自由。”“假如这部分里的个人自由有一天叫无形的国家权威取缔到零度以下，你的感想又怎么样？”
早在国内，胡适对俄国革命便如高山仰止一般钦佩，及到耳闻目睹苏联那些辉煌成就，更为当时本民族的懦弱无为感到忧愤，这位留美思想家便演绎起他的自由主义哲学，将这场伟大的试验等同于美式自由主义。那位在美英游历过的格局像北京狭小胡同的诗人，论理论素养只能给他的兄长作学生。
“他们相信天堂是有的，可以实现的，但在现世界与那天堂的中间隔着一座海，一座血污海。人类泅得过这血海，才能登彼岸，他们决定先实现那血海。”
胡适并不在乎自己在表明上输掉这场辩论，那身后的现实是他难以想象和预言的；他考察过的那个国家早已像一座活火山般搅动着天地，他为之忧虑一生的祖国依然如泥泞的羊肠小道坎坷不尽。他在合上双眼前唯一的也是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想见在他身后十六年，他的同胞开始“拨乱反正”，放弃他曾推崇的“试验”，开始另一场人类史上伟大的变革。
一个是思想曾经摇摆但又乐观、坚毅如磐石的理论家，一个是信念始终如一却又浪漫、忧郁略显脆弱的诗人，虽然在“自由”二字上，理论家或许没有诗人、艺术家看得透彻、看得深远，但在历史车轮碾压出的轨迹上似乎这不是方向对错参照的唯一标准。
或许我们有一点低估志摩另一个视角的眼界与深度，或许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信仰。胡适这样评价他的这位朋友：“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大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他梦想这三个理想的条件能够会合在一个人生里，这是他的‘单纯信仰’。他的一生的历史，只是他追求这个单纯信仰的实现的历史。” 志摩的生活抉择和对国家前途的思考，都来自这种信仰的指引。时过境迁，今天我们不会去怪责他的婚变，我们也不能不叹服这位《再别康桥》诗作者的某些闪光点足以照亮我们幽暗的心灵。
在米粮库这条不足三百米的胡同中，近百余年以来，仅住过此处的文化学者就有：陈宗蕃、陈半丁、于斌（中国天主教大主教）、陈垣、傅斯年、胡适、梁思成夫妇等。小小的胡同中1号住着陈垣、傅斯年，3号住着梁思成、林徽因，4号住着（胡）适之先生。如此众多文化名流作邻居，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现代的地安门内米粮库胡同最著名的，当属1-3号的邓家的院子。
4号院是一座宽绰的大洋楼，从大门到洋楼有一条长长的甬路，洋楼前东南部一排茂密的松树隔开成一个长方形的小园，其南部是一座半高不高的假山，中部是碧波荡漾的月牙池，每逢盛夏婀娜的荷花点映在碧绿的荷叶之间，当也是一处纳凉的好去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