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联调查即将抵达沈阳，土肥原贤二召来川岛芳子,对她说：
“南京视这个调查团为救命稻草，希望它说中方的好话，主持公道。
我们作为东道主，不能怠慢了他们，以免他们嘴里吐出有损帝国的坏话。”
川岛芳子说：
“这很好笑，正如中方驻国联施代表声称，他的祖国将其国家完全听命于国联，毫无保留的余地。
其实调查团对中国人而言，彩虹虽美是现象，惊雷虽响是空声，仅此而已。”
土肥原贤二摇摇头说：
“中国太大，有识之士不乏其人，冯将军玉祥就曾电告南京：
以日本大肆屠々杀，不闻有备战之举，反以镇静为名，徒然日日哀求国联。
试问宰割弱小民族的国联能代中国求独立，能代中国打倒该会常务理事之日本乎？
与虎谋皮，自欺欺人，仍甘为帝国々主义之工具而不悔。
我想冯氏的电文，颇能代表目前中国社会上的呼声。”
川岛芳子说：“机关长这么一说，我想起一件事来。”
土肥原贤二问：“什么事？”
川岛芳子说：
“遵照机关长指示，顾先生从大连港上岸后，属下就不让他与指定之外的任何中国人接触。
他唯一能见到的中国人，是火车上、旅馆里的侍役，可据线人报告，有一个侍役竟秘密地流着眼泪对顾先生说：
‘我们不愿意做亡国奴，东北人民都不愿意做亡国奴。
我们希望政府抗战，我们在里面尽力帮助政府。
如果政府不抗战，我们自己也去参加义勇军抗战。’”
土肥原贤二说：
“马上密捕这个侍役，看他是否与马占山和义勇军有勾结，对抗日分子绝不能手软！”
川岛芳子说：“嘿！属下马上就去办。”
土肥原贤二说：
“据我所知，顾先生风度翩翩，寸土不让，和蔼的面容下隐藏着一颗坚定的心。
他手下有个高小姐，大大的狡猾，仿佛来自地狱的谈判专家，总是在捍卫她祖国的战壕里。
她让顾先生向李顿爵士建议，调查团应去沈阳一所中立医院走访。
因那里有原北大营伤兵百多人，这些东北军伤兵个个都是很好的证人。”
川岛芳子大吃一惊：
“看来这个高小姐的确不简单，直奔皇军的要害捅刀子。”
土肥原贤二说：“尽快将这些伤兵移居他处，我要让调查团成为瞎子加聋子。”
川岛芳子说：“嘿！”
土肥原贤二满脸杀气说：
“查一查沈阳大小医院诊所，东北军伤兵一律移居，不，一律秘密处理干净！
我信任死人，死人是不会开口说话的。”
国联调查团到达沈阳，受到“民意代表团”的热烈欢迎，他们高唱“……人民三千万，人民三千万，纵加十倍，也得……”之伪满国歌，汉奸充当的“民意代表”宣称伪满的建立是东北民心所向。
日本人对调查团的活动限制明宽暗紧，中方人员特别是顾先生受到他们的严密监视，日伪军警在其下榻旅馆日夜值班，只要顾先生他们出门，就有人紧随其后，即便是上厕所，也有人守在门口。
顾先生气愤地说：“日本人把耳朵紧贴在我方的墙上，只差没有把墙挤倒了。”
高澎深有感触地说：“眼里有沙最难受，心里有鬼最胆怯，日本人是作贼心虚。”
麦考益将军的秘书邀请高澎共进午餐，她吃完饭返回下榻旅馆的路上，发现一个便衣特务从旁边的商店里钻出来，在她面前故意慢慢溜过，等她从他身边经过。
高澎在特务身后故作悠闲且行且止，最后那个特务完全停下来，她也停了下来，于是那人四处张望着又往回走，去找另一个跟踪者。
调查团的西方列强成员，虽然承认日本足够强大，甚至在李顿看来，日本“已经强大到足以反抗全世界”，国联不能责备或威胁日本，也不能诉诸战争，因为这样会激起日本整个国家的反抗，相反应该让日本自食其果，他认为“避免胁迫是我们唯一的机会。”
但西方老牌帝国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日本绕开由它们主导的世界权力格局的重力场，调查团克服许多困难，除了与“满洲国”官员、日本领々事与军官作公开会晤外，仍设法与“满洲”的商界、银行界、教育界、医疗界等人士进行秘密会见。
马占山将军打响中国武装抗日第一枪，接着诈降又反正，他想联系调查团反映“九一八”事变真相，调查团也想通过马将军拿到可以拿捏日本人的第一手资料。
沈阳大和旅馆，李顿爵士对麦考益将军、克劳德将军、希尼博士和马柯迪伯爵说：
“马是一位关键证人，国联需要重拾话语权，并重启对话共同努力重新思考未来世界。
否则，我们的权利将会继续危险地颠簸。”
克劳德将军说：“日本人对独吞满洲已是廹不及待，他们推行皇民化运动，企图将占领区的土著改造成‘天皇的子民’或’皇国的臣民’。”
希尼博士说：“日本的政客在向理查德·亨利·普拉特将军有样学样。”
普拉特将军是美国人，1879年他在卡莱尔市创为的“印第安儿童工业学校”，通过劳动和军事训练让儿童适应应社会，他认为这在占主导地位的白人社会的完全控制下，土著“学生”应该远离保留地而“成长”。
在他“最终目标是美国化”的学校里，体罚是教学大纲的一部分，他的座右铭是“杀死印第安人。救人”。
普拉特在他存档的年度报告中说他是“杀死印第安人，但拯救他内心的人”，对于普拉特而言，国家资助的机构是他以其他方式进行多年的“印第安战争”的延续。
成千上万的原住民儿童在他的学校，度过了他们童年和青年时代最宝贵的时光。
普拉特为了对他们进行改造，强行将他们从家人身边带走，强迫给他们剪发，强制他们穿上制服，强迫他们皈依基督々教，还禁止他们学习母语和本民族的文化。
在罗马天主々教刑罚机构中常见的身体暴力、惩罚以及性々虐待在当时都是普遍存在的。
麦考益将军不满地说：“这跟我们美国人有什么关系？李顿爵士是想说日本人是占着马槽的狗，即便自己不吃，也不让别人吃。而马占山想把占着马槽的狗赶跑，可惜他手里的棍子不硬。”
克劳德将军说：“马的江桥阻击战堪称经典，五个地方旅的十五个团，共一万三千人，武器远逊日军；而日军投入一个师团和两个旅团以上的主力，共计三万余人，有飞机、坦克和大炮，但日军伤亡并不少于马部，不得不大量增兵。中国人战斗力并不弱，为什么南京决策中枢要下令不许抵抗呢？这样的思维，真令人费解。”
麦考益将军说：“任何枪炮也不能武装恐惧的心，这就是二万日军追着二十万东北军打的原因。”
克劳德将军笑道：“人们讲在村子里勇敢的人，在森林里必然胆怯。南京的蒋先生是村子里最勇敢的人，却是森林里最胆怯的人；他的士兵是森林里最勇敢的人，却是村子里最胆怯的人，这就是中国人奇怪的哲学。”
麦考益将军说：“马在村子里和森林里都算勇敢的人，经得起朋友的误会和敌人的折磨，他反正后从齐齐哈尔带走日本人大量文件，这是李顿爵士最想要的。”
李顿爵士说：“我打开天窗说亮话：如果我们不在近期内作出决定，国联就谈不上有效存在。是时候停止争论、把精力放在解决问题上了，应当为我们的国家关系奠定真正的基础。这个基础就是经济。”
麦考益和克劳德两位将军停止争论，屋子里安静下来。
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工业化国家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各国都使出浑身解数企图尽早脱离泥沼。
但资本ZU主义的根本就是市场完全自由化，没有国家层面的宏观调控，经济得由市场自己调节，当经济危机来临之际，到处是哀鸿遍野，市场丧失自我调节功能，资本无法运转，一切都如同死水，国民经济很容易崩溃。
如何走出危机？美国率先开始使用凯恩斯经济政策，提高政府基建项目，以政府借债，维持经济也带动企业。不断拉动的债务，让僵尸企业得以生存，让工人不会因失业而产生社会危机。
但国家债务不断升高，既然是债，偿还的不仅是本金还有利息，除非经济不断升高，这个债务才可能偿还得起，可本身金融危机先发生了，经济的攀升在哪儿呢？大街小巷都在传唱着这样一首歌谣：
牛奶白白被倒掉，
玉米当作木柴烧，
富人发疯去上吊，
穷人饿得嗷嗷叫。
为什么美国资本家宁愿把牛奶倒进河里，也不会分给贫民，就是因为从根源和消费的双重环节都消除不了产能过剩的问题。
列强转嫁资本Z々主义经济危机最简单粗暴有效的方式就是开拓殖民地，可当今世界己没有多少新的殖民地供其瓜分，日本人侵占中国东三省，它们是又妒又恨。
麦考益将军打破沉默：“日本人在我们贪禁时恐惧，在我们恐惧时贪婪。”
希尼博士说：“这些日本人，简直是叛逆青少年的身体和情感的翻版，他们可理会不了欧洲谚语‘忍耐可以撞开一切门’的内涵，上帝会原谅他们吗？”
希尼博士认为国联对日本侵占中国东三省一事，仅会高高举起棍子，然后轻轻落下来，国联是不会责备或威胁日本的。
因调查团自组建以来的行程安排就相当滑稽：1932年2月3日，调查团由法国勒哈弗尔港启程去伦敦，再由伦敦去华盛顿；2月29日到东京逗留半个多月，拜会日本天皇及参拜靖国神社；3月14日抵达上海，26日到南京，然后周游芜湖、九江、汉口、重庆、宜昌、济南、天津等地，4月21日才姗姗抵达沈阳，可谓急惊风撞着慢郎中。
而国联对希尼博士的祖国则苛刻得多，危机之下，德国受到一战约束，需不断赔款，政府为了快速还款不断印钱，马克不断贬值，国民生活质量疯狂下降，他的同胞虽知道忍耐是快乐之门，但许多人为过去而哭泣，为将来而担忧，愤怒和沮丧正在欧洲形成一个风暴中心。
“九一八”真相已经了然，但却并没有因此浮出水面，西方政客们对外肯定要表现得很震惊、很愤怒并要求彻查，但事实上他们早就知道这事情在发生了。
这与友谊无关，与道德伦理上的愿望无关，而只与利益有关。
希尼博士相信一份内部调查报告出来，会被锁进李顿爵士的抽屉，暂时不会继续上报，并且此后各方都对此守口如瓶，如果这份报告得不到日本人的认同的话。
李顿爵士体会不到希尼博士的心情，他说：“这次的调查报告应成为阻止日本人贪婪的刹车，马将军是独一无二的证人，作用正如中国人所说，一龙阻住九江水，我们应设法与马见面。”
麦考益将军说：“爵士的意见正确，勇士的眼睛比懦夫的刀枪还厉害，我想对视马将军的眼睛。中国有位作家曾说，日本人是一块花岗石，随时会把自己或别人撞得粉碎；中国人则像一盘散沙，不论风怎么吹，仍然无伤元气，可聚可散。真是个奇怪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