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岛芳子在冈村宁次的期许下，她侃侃而谈：“目前南京当局政治僵局依旧，政治人物毫不作为，议会乃玩物，议员乃猪仔，滥权腐朽日甚一日，老百姓在安全形势恶化和经济社会困境相互叠加影响下，看不到国家和自己的未来，对老蒋失望甚至绝望，赤色思想更有市场，更容易蔓延，满洲不治，天下难安。”
冈村宁次击掌赞许：“芳子小姐一针见血，可悲的是，南京国民｀党人常说‘兄弟登山，各自努力’，但外界看到的却不是这么一回事，而是谁先接近山顶，谁就会被扯下来。所以，听到国民｀党人高唱‘你是我兄弟’，可别真的把他们当兄弟，只要谁敢冒出头，谁就是敌人。这种‘内斗内行’、‘不识大体’的政党属性根深蒂固，看在国民｀党党员的眼里，何其可悲？”
土肥原贤二说：“村子里耍威风的勇士，可能在森林里是个懦夫，这句话来形容南京蒋氏集团再形象不过了。”
冈村宁次说：“但红军正好相反，是令中国人足够兴奋的势力，他们的国际期望值虽然很低，这可能是‘好事’……因为如果对一个人不抱太大希望，可能很容易带来惊喜。”
土肥原贤二对冈村的忧虑，认可的同时又有所保留，冈村认为红军将成帝国的“肘腋之患”言过其实，顶多就是“疥癣之疾”。
在这个躁动与不安的年代，自从以机器与大都市为代表的工业文明出现以来，各殖民大国及其利益集团，就开始了一场世界范围内的新的角力，老牌殖民帝国同新兴国家在争夺资源和殖民地上产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同时资本々主义国家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国内阶级矛盾的尖锐也使各国统治不稳，于是纷纷扩军备战，寻找同盟，企图通过对外战争来缓和国内矛盾，而俄国的十月革命打破了资本々主义一统天下的局面，鼓舞了国际无产阶级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斗争，使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
日本这个新兴殖民帝国对共产国际的宣传活动戒心尤重，早在1924年1月，在满州里活动的桥掀玉朗大尉就曾南满铁路沿线的赤化危险写了一份报告，他说赤色思想有着隐形翅膀，正从中东铁路沿线的俄国居民中开始赤化，下一步即将赤化北满一带，进而及于远东。
关东军据此强化对苏戒备，并建议军部在日苏建交时在满蒙及远东范围内设置大量军事谍报机关，密切关注苏军的一举一动。
土肥原贤二想到这些，他放弃了表情管理，直接笑出声来说：“布尔什维克已成世界列强的眼中钉，苏俄自顾不暇，事实上红军快被老蒋揍没了，我们不能让庸人自扰的情绪泛滥，让赤色思想的挑战将真正的不安全感，投射到帝国对自身世界地位的集体自尊心上，帝国应该按自己的方向塑造亚洲。”
冈村宁次对土肥原贤二意见的转变有些诧愕，土肥原贤二赶紧解释道：“如果把军队比作一把利剑，那么军人的血性就是利刃之锋，将军阁下觉得中国军队有血性吗？老蒋的军队既无血性又无尿性，堪比一把木剑，只配画符作法。”
冈村宁次和川岛芳子哑然生笑，冈村宁次笑过正色说道：“至少红军是个例外，他们面对强敌毫无畏惧，不怕牺牲，始终抱定一个信念向战而行、勇往直前，而且他们里面不乏像指挥管弦乐乐队一样指挥军事的天才将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们的自我期许，难道不是我们应担忧的吗？”
土肥原贤二止笑闭嘴，他觉得自己言词有些孟浪，对岗村自以为是的妙道之行有些嘲讽的味道，在对华关系上，两个“中国通”任何对立的观点，会让帝国陷入逐渐难以挽回的僵局。
岗村宁次说：“在满州，破坏只需要任性和偏执，但重建‘新天地’却需要勇气和智慧。要建立和中国人之间的信任，比较好的定义是我们对其‘善意’的推定，而非条件反射般地从最坏的角度出发和理解对方的意图，这样有利于芳子小姐的消除东北民众抗日情绪的提议。当然，死硬抗日分子和赤色思想分子例外，必须给予断然的打击。”
土肥原贤二诚恳地说：“都说我是中国通，比起将军阁下，我是小巫见大巫。”
川岛芳子见岗村宁次肯定了她的观点，她媚眼如丝向岗村献策：“将军的初衷是以华制华，我想发源于山东的帮会组织‘万国道德会’在中国民间有很大的影响力，在我满州的会员众多，帝国利用得当，培育皇军的顺民轻而易举。”
岗村宁次问：“万国道德会的旗号是不是‘研究性命，实行道德’？”
川岛芳子惊讶道：“将军对这个组织若观火，真是一字不差。”
土肥原贤二说：“这个组织由济南历城尊孔读经的坚定拥挤者江钟秀、江希张父子与同道联合发起的”以道德为核心，以社会教育、慈善救济等公益活动为主体、具有宗教色彩的“民间社会团体。在华北、东北广设分会，积极兴办义学等社会教育事业，开展慈善救济事业及**及**讲演性理化常教化民众等会务。”
岗村宁次说：“土肥原君对华认识没少下功夫嘛，船要跑得快就需要借助风力，帝国要扩张，除了自身武力外，还需借力使力将时间维度拉宽，我们在同样的时间里就可以干更多的事。”
土肥原贤二一点就透，他说：“道德会在东北的信徒不少，他们断章取义解读孔学，奢想‘改建社会,缔造大同,促世界进化,谋人群幸福,实行利民生、启民智、敦民德’，将军想对其对实行戒备，采取积极限制措施，改造成为我所用的奴化中国民众的工具，麻醉中国人的反抗意识，消除他们的民族意志？”
岗村宁次说：“不，这是芳子小姐的提议，我可不想抢走她的功劳。”
川岛芳子受宠若惊道：“将军过奖了，小女子惟将军马首为瞻。”
岗村宁次授意土肥原贤二和川岛芳子利用道德会在满州实行王道主义，学校课程用四书孝经讲授，以崇礼教，凡有关党义教科书一律废止，主张日满同源，日语为其国语，“天照大神”为其建国之神，美其名曰“鸣琴而治”。
土肥原贤二由此制定了庞大的“鸣琴计划”，准备充分利用日本基于侵略中国的需要早就选中的一伙北洋军阀和政客，这个策略虽然很卑鄙，但是却非常行之有效，日本人只需要在物质上做出一点点的牺牲，就可以让一大批汉奸为他们卖命，努力打倒和摧毁抗日容共政权，特别是要拉扰反蒋反G分子，以激起他们之间的内讧，从而达到以华制华的目的。
1928年6月张作霖退出北京，标志着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结束，一些军阀在老蒋的分化收买下，归顺了南京当局，尽管后来大多被老蒋各个击破，削去兵权，但终究能够苟安一时，高官仍作，地皮仍削；别一些人欲东山再起，只有依附列强势力，甘作其侵略奴化祖国的工具了。
日本人岂会忽视后者的存在，日军情报工作十分重视挖掘各地各方面“实力人物”的情况，如日本驻承德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曾收集整理内蒙方面“实力人物”近40名的详细材料，编成清册，根据实际需要，针对“实力人物”的具体情况，施加利诱与威逼。
二十年代日本人也在天津下血本布局若干特务机关，什么和知公馆、三野公馆、青木公馆、茂川公馆等，大多以北洋旧军政要人为其工作对象，专事笼络日军情报工作十分重视挖掘各地各方面“实力人物”的情况。
因当时有“京城是前台，天津是后台”一说，是讲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各派系争权夺利，穷兵黩武，今天你登场我下台，明天我掌权你滚蛋，群魔乱舞，丑态毕现，不少军阀、政客下野后即遁迹于天津作“寓公”，第一是因天津有列强租界，可以托庇于外国势力，构筑自己的安乐窝；第二是因为天津和京城相距不远，便于窥测方向，图东山再起。
这些曾经耀武扬威的纠纠武夫，膜拜赵公**不输常人，不少人在台上就亦官亦商，一身二任，以权牟利，广置田产、办盐务、经营当铺，投资银行、工矿、工商，贪婪聚敛，不厌其多，在天津经济界呼风唤雨。
江苏督军李纯、江西督军陈光远、吉林督军鲍贵卿、福建军务帮办王永泉在天津都拥有为数可观的房地产，设有房产公司或经租处专营其事。
李纯的经租处每月所收租金与利息就高达四万大洋，计合黄金二千两，因当时金价不过每两二十大洋上下。
众多下野北洋政府要员和失意政客麇集津门，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风气上对这座工商业城市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日本人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无时无刻不想将这些人转为已用，拉拢收买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甚至佛教也成了日本人笼络北洋军政要人的一条渠道。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似乎成了昔日杀人如麻的军阀们一剂精神解脱良药，这些混世魔王摇身一变成了佛家善士。津门本非佛门胜地，又无高僧常留，却由于一时间涌来这么一批“皈依三宝弟子”，阿弥陀佛响彻一时。
曾经狂热迷信“武力统一”的段祺瑞，下台后也笃信佛陀，在段公馆专设佛堂，以礼佛居士自居，广交僧俗弟子，他的皖系部属也纷纷追随其后。
日本真言宗高野山金刚寺受日军方指使，在津设立了一个“中日密教研究会”，参加者中日人士参半，日人中最活跃的是驻屯军高级参谋石井嘉穗、日本居留民团团长臼井忠三，都是重权在握的人物。
天津日租界还设有“三同会”，系三个亲日团体即日本士官学校同窗会、留日学生生同学会和中日同道会结合组成，几乎将所有亲日的留日分子都网罗进去了，而这个“三同会”的后台，则是日本驻屯军**。
岗村宁次说：“随着帝国大陆政策的深度发展，帝国与欧美国家的关系，就算不是离婚，至少也是分居，争吵可能少不了。”
川岛芳子说：“帝国的想法让中国人提出来并愿追随，欧美就可以闭嘴。”
土肥原贤二说：“我想这就是将军提出‘鸣琴计划’的初衷吧。”
岗村宁次的笑透过眼镜片，狰狞而狡黠，他说：“鸣琴计划的关键是‘银弹’和‘肉蛋’，土肥原君，拜托你的太阳岛女谍学校加紧训练一批优秀‘肉蛋’，尽快投放出去，力争为帝国收奇功。譬如芳子小姐，就可抵一个精锐的装甲师团。”
土肥原贤二“嗨”了一声，和川岛芳子相视而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