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到天津码头，茂鑫源天津分号董掌柜已迎候多时，一见彭开济就说：“少东家来得正好，我天津分号门前最近常有混混儿闹事，弄得我们头疼不已，不知何事得罪了他们。”
江大宽说﹕“这可有些麻烦，我听说天津混混儿愍不畏死，讲打讲闹，混一时是一时，自称是耍人儿的，平日无事可做，只想招灾惹祸，讨一顿打，借此成名，有人用刀剁来，他们袒胸相向；斧把来打，用头去迎，以示不畏。按他们的规矩，挨打不许还手，不准出声呼痛，叫‘卖味儿’。倘若忍不住，口中迸出‘哎呀两字’，对方立时停手，这人便算栽了，从此赶出锅伙，丧失资格。”
董掌柜说﹕“可不是，他们有组织，没名堂，不劳动，不生产，但凭一膀子力气，一派言语，在社会立足，有的竞能‘成家立业’，甚至跻身缙绅之列，以前官场中行公文，就直斥为锅匪，我认为他们是不足齿之伧，一贯约束分号同仁敬而远之。伙计们都懂事，因我分号对面有一家粮栈，主人外号叫‘王半城’，有人指使混混儿谋夺他的生意，这王半城当时慨然应允，待谋夺人到来，王半城在门前烧一锅热油，伸手到油锅中捞了几下，将手臂炸成黑炭，把对方惊走，让人不再敢生心，才奠定自家子孙衣饭根基。”
彭开济说∶“混混儿到我分号闹事，背后应该有人指使，但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董掌柜说﹕“少东家这么一问，我倒想起一事，天津有个做‘特业’的特商前段时间派人找过我，说他老板特别欣赏我们分号的运销零售点，希望有机会跟我们合作发大财。”
彭开济说﹕“特业特商？那董掌柜你是怎么对他说的？”
董掌柜说﹕“特业就是鸦片烟贩销业务，经营的人就叫‘特商’。我知道老东家严禁茂鑫源从事‘特业’，就委婉地说，经营‘特业’虽有暴利可图，但风险也是很大的，没有同军政界上层广而深厚的人事勾结，容易出岔子。那人笑道，我家老板在天津地界，犯了事该杀头的，关三个月可以了事，该关三个月的，打个哈哈就算了。我虚言应付把这人打发走，事一忙，就忘了搭理别个。”
江大宽说∶“混混上门闹事，应该和经营‘特业’的‘特商’有关。烟土这个东西虽为民众所痛恨，然而却为当权者所宠爱，无不当其当作一项主要的财源。从1923年起，当政者打着‘寓禁于征’的幌子，对于鸦片从种植、运销到零售、吸食各个环节都巧立名目，征收捐税，如农民种烟就按种植窝数收‘窝捐’，但人家不种吧则要抽什么‘懒捐’。在这种情况下，烟土营生就逐步‘合法化’，而受人鄙视的特商，也就为当权者所倚重，到1935年又实行‘禁政改组’，其实就是进一步开放烟禁，由政府招商承做‘土行’，给予特权，使这个生意更加好做，赚取暴利也更有保证。”
黄掌柜说﹕“江釆办真聪明人，后来混混上门闹事后，我就长了个心眼，悄悄派一伙计暗中跟踪，几次跟到日租界就跟丢了。”
江大宽说﹕“这就对了，天津的租界几乎都是纵赌贩毒的渊薮。早在２０世纪初，各国租界的烟馆即已出现。天津禁烟总局也曾致函各领々事，研究禁烟问题，但各租界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里，依旧从事制毒贩毒的勾当。１９２８年，日本、朝々鲜浪人及中国奸商结伙在意租界西园圈地设立制毒厂，雇有技师、工人等１２人，制造海洛因运往京汉线的新乡、郾城，京绥线的张家口、平泉一带销售。比租界工部局利用界内空旷地带搭棚，设立鸦片烟馆及贩运毒品。日租界是最典型的毒窟。纵容毒品的制造和贩运，是日租界当局残害中国人最恶毒的手段。在日租界开设烟馆或土庄手续很简单，只要向居留民团交纳公益费，再对宪兵警察署的大小头目施以贿赂，即可开张营业，这种‘公益费’约占日租界总收入的４０％。”
董掌柜说﹕“对，对极了！日租界的旭街及其附近公开制造或贩卖吗啡、海洛因等毒品的日本商店有松本盛大堂、广济堂、丸二兄弟、楠德义、须田等药房及以卖日用杂货为名的金山、乾卯等洋行约１６０家。烟馆有上中等之分，上等烟馆专门向上流社会开放，价格昂贵，以一元起码，非有身份之人不得进入；中等烟馆为社会下层开放，以四五角起码。中国人经营的德义楼、乐利、新旅社、息游别墅、大北饭店等旅店内开灯供客以及贩卖鸦片的土庄、烟馆等约５００余家。日租界警察署司法课警长松下兼雄、巡捕长刘寿岩等人都直接参与贩毒活动。九?一八事变后，日租界制毒、贩毒情况更加严重。居留民团主事田中助太郎令其妻弟在桥立街公开设厂制毒，日本特务金璧辉在明石街也设厂制毒。外地的毒贩也纷纷转来天津设厂制毒。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２３日，警局在一辆驶往日租界德义楼的汽车上查获烟土四千余两。在津的有陈昆元、杨凤鸣、于永庆和甄某等四大制毒家族，号称‘四大金刚’。”
彭开济说∶“到茂鑫源捣乱的混混，应该是某‘金刚’唆使的，陈、杨、于、甄，谁的可能性最大？”
江大宽说﹕“四大金刚中陈昆元势力最大，人称‘白面大王’，原在上海从事制毒、贩毒，受王之鳌排挤，１９３２年来津，也投靠上日本人，在金璧辉的帮助下，在日租界开设康昌洋行，他的毒品甚至销往港、澳、南洋等地。最近为拓展烟土销路，不择手段四处笼络诱使商家作其下家。”
彭开济说﹕“江大哥对天津的事了如指掌，陈昆元是如何诱使别人的？”
江大宽说﹕“少东家还记得船上遇到的相士吧？陈昆元其实是江相派的大师爸，骗术手法十分高明。”
董掌柜笑道﹕“江采办莫非有千里眼顺风耳？陈大老板的底细你竟知道的一清二楚，你不妨具体讲一件他‘高明’的往事，让我开开眼。”
江大宽说﹕“恭敬不如从命，那我就讲一件陈昆元在广州骗人的往事？”
董掌柜说﹕“你别吊人胃口，快讲吧。”
江大宽说﹕“广州一朱姓富商临死前，遗嘱把他全部生意交给大儿子，小儿子只分得现款八千、几万元股票以及价值不菲的几座洋房。朱大老板晓得朱二公子碌碌无为，分给他些靠股息和租金就能过活的产业。朱二公子常到一些俱乐部搓麻雀赌扑克，输赢不大，但每天消夜、聚餐等，花费不算小，近万现洋不够一年就耗去大半，朱二公子有点愁。在俱乐部他结识两朋友∶一人是洋杂店的肖老板，另一人是洋行的古襄理，彼此往来甚密，如是者半年之久。有一天肖某突然向朱二公子和古襄理借钱去买‘水蚧’，就是很便宜的货物。古某一口答允借一千，朱二公子也就答允借出一千。一个月后，肖老板壁还借款并请二人吃饭，说那宗货物已抛出，利润可观。肖某在朱二公子和古某的陪同下，去汇丰银行存款，老肖一下就存入三万大洋。”
董掌柜说﹕“我的天，什么买卖这么赚钱？”
江大宽说﹕“朱二公子也这么问古襄理的，古襄理说老肖不像在做生意，应该是另有秘密。于是两人计议将肖某灌醉，套出他一句话说是‘轰天雷’的指点。朱二公子就偷偷去找相士‘轰天雷’，先算得一个发横财的命；‘轰天雷’又点香请神，拿出一只神秘的碗，碗里一泓清水，让朱二公子凝神注视，他一边念咒，一边手拿红葫芦缓缓注水碗内，朱二公子突然在碗里瞧见自己影像，后面三堆黄金，黄金被两恶鬼守着，但朱二公子一眨眼，碗里依然清水一泓。”
董掌柜说∶“这稀奇了，‘轰天雷’道行深啊！”
江大宽说∶“朱二公子更稀奇了，‘轰天雷’这时谦虚了，讲他道行不够，要设法禳解，只有请他师叔出马。那师叔四海为家，好不容易请到家，带来一位年轻漂亮的三姨太。师叔当朱二公子面把十枚大洋放进‘法坛’，盖上盖子，贴道神符，焚香念咒半个钟头，揭盖一看，满满一罐光洋，朱公子一数，恰好比原来多十倍。”
董掌柜说﹕“哎呀，这师叔不得了，我都动心了。”
彭开济笑道﹕“想发财的，都会动心吧。”
江大宽说﹕“动心了吧？师叔感于朱二公子的诚意，让他筹措三百两黄金作种金，租赁一僻静院子作法。朱二公子抛售股票换成金条，放进师叔的八卦炉，师叔又自加六十两，说是借朱二公子的福，算是酬劳，此外分文不取。烧炉要经七天七夜，轮流看守。到了第六夜朱二公子自己看守时，三姨太送来参汤，朱二公子喝后把控不住，搂着三姨太在炉边行了苟且之事……”
董掌柜说﹕“坏了，坏了，朱二公子的金子没了。”
江大宽说﹕“这个当儿，八卦炉破裂了，冒出一阵清烟。这时师叔、轰天雷也推门而入，师叔大怒，操柴刀要劈三姨太，轰天雷拼命劝阻。师叔盛怒难灭，刀劈法炉，里面红亮亮的条子堆满一炉，霎时由红而灰而黑，夹出几条看，全成带点金色的泥土。”
彭开济笑道∶“我想朱二公子还得写下悔过书，有所畏怯而不敢言了。所谓‘师叔’就是陈昆元，肖某是‘梗媒’，引诱成功后就逃遁，轰天雷、三姨太都是他的助手。古某为‘生媒’，是不露痕迹的暗媒，专负责办理善后工作，使事情由大化小，由小化无。”
董掌柜说﹕“轰天雷真是哄死人，那水碗里人影鬼影、罐子招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江大宽说﹕“照水碗嘛，那个水碗是特制的，碗底是一块凸水晶，朱二公子和金元宝、鬼魂等形象，都是绘在一张纸上，贴在碗底：碗里水少时，凸水晶把光线反射出去，就看不见那些形象；当注水到一定程度，那些形象便显露出来；再注水，那些形象又告消逝。‘招银’更肤浅，偷梁换柱的手段而已。‘八卦炉’更没啥秘密，参汤里下了药，泥条上的金色，不过事先贴的金箔纸。”
董掌柜说﹕“哦，反正我遇见这阵仗，肯定搭进去了。”
彭开济说∶“陈昆元盯上茂鑫源天津分号，来者不善，背后又有日本人势力，董掌柜很难应对。江大哥江湖经验丰富，不如留在天津助董掌柜一臂之力。”
董掌柜说﹕“少东家这主意好，江釆办驻天津，我是求之不得，求之不得。”
江大宽为难地说﹕“这不太好吧？老东家可吩咐我一路追随少东家，不得无故稍离。”
彭开济笑道﹕“父亲不放心我，江大哥也不放心我？”
江大宽说∶“不，不，我没这个意思！”
彭开济说﹕“既然江大哥没这个意思，那就暂时在天津帮一帮董掌柜，陈昆元的事还是很棘手的！据我所知，陈昆元依仗的日本女特务金璧辉，又叫川岛芳子，诡计多端，手段更毒辣。我前面事一有着落，江大哥再过来帮我。”
江大宽无奈地说﹕“我照少东家的意思办，时局动荡，江湖险恶，少东家孤身一人，多多保重。”
彭开济摆脱江大宽，风尘仆仆抵达北平，马上去“劳务兴国会华北办事处”，办理所谓“入国证”。
东北在小鬼子的操纵下，建立了傀儡政权伪满国，让**长城变成所谓的“国境线”，出入山海关等同出入国门。
一个不具有相关证件和来历的人，想要出入关口是很难的，就是有证件和来历也须接受严格的检查和百般刁难后，才能将“入国证”弄到手，日本人借此来箝制民众，企图隔绝关内外抗日力量联结。
彭开济来到办事处大楼，大楼旁边一个狭小的胡同，排着两排木凳，木凳的尽头各有一道小门，门框边分别挂着写着“往蒙疆”和“往满州”的木牌。
胡同里排满了办证者，他们要先脱掉上衣检查，看身上有没有枪伤和刀痕，日伪特务像狗一样不停在空气里嗅来嗅去，一旦认为谁可疑，马上从队列人群中推搡出来，搂头盖脸一顿饱打。
有钱人或行商受到刁难似乎要多些，对铁匠、瓦匠等倒是比较友善，一是从他们身上挤不出多少油水，二是伪满需要大量劳工。
轮到彭开济，他跟高澎学了些日语，加上准备充足的身份证明文件，检查第一关顺利通过，随后传达领他从小门进办公室接受询问。
询问人问得十分仔细∶姓名、籍贯、年龄、职业、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干什么……一边问一边记录，然后撕给他一张登记表，再经三四张桌子的询问，交钱后进后院照相。
照相机摆在后院当中，镜头前面放一长方形木框，需照相的坐在木框里面对相机。木框固定不变，进木框的人有高有矮，均以木框为准，高个弯腿，矮个踮脚，若有人把头探出框外，照相师马上骂骂咧咧跑过去对人脖子一老拳∶“伸啥王八脖子，又不砍你狗头！”
一切手续办完后，就等着拿证，发证官一边喊人姓名一边打量后，再往“入国证”上戳钢印。
彭开济前面有人在发证官喊名时，用军人语调高声答应一个“有”字，马上被人拉到一旁严加盘问，现场气氛一下子徒然紧张起来。
两个日本人架住彭开济前面那位中年男人，查看他的手，如果仅仅手掌有老茧，说明你也许是地道的匠人或农民，日本人也不会为难你；但如果食指相关部位有老茧，说明你是军人，那就挨一顿揍再赶出去。
中年男人食指部位有老茧，日本人更不客气，一阵拳打脚踢将男人轰出大门，男子大叫﹕“我只想回老家，有错吗？”
门口日本打手又摩拳擦掌虎视眈眈，男子悻悻离去。
彭开济登上去哈尔滨的火车，车到山海关，宪兵、路警、便衣特务一窝蜂拥上来，见东西就翻，见人就问，车停四十分钟，没有一刻消停。
沿途的东北城镇，满眼都是高悬在各建筑物上的鬼子“膏药旗”和红蓝白黑遍地黄的伪满国旗，“日满一德一心”、“建立东亚共荣圈”等标语与“仁丹”广告贴画混杂在一起，身着协和服、战斗帽和打着裹腿的男子遍布大街，日货商店和居酒屋到处可见。
彭开济心里五味杂陈，从南向北看，山为卷，林为文，可怜无数山，魏大勇美丽的家乡被侵略者涂抹得面目全非，被迫披上打上奴役烙印的可耻外衣，东北民众的困苦和屈辱，几乎没有语言可以描述，一幅血泪图，余悸在心头。
彭开济到了哈尔滨，找家旅馆安顿下来后，随便到街上转转，日伪特务、警察、宪兵多得赛过夏天里的蚊虫，处处存在，他们在路上和车上搜查频繁，盘问详细，对稍有嫌疑的人毫不犹豫就抓走。
第二天，彭开济持茂鑫源购货来往电报，雇辆黄包车前去拜访诸如和成祥、吉丰泰、志成号、宝隆竣、宝隆银号等与茂鑫源有业务往来的大型商号。
哈尔滨从1898年开始建设中东铁路时的一个边远小村到1932年发展成一个亚洲国际大都市，其中与哈尔滨城区相比邻、而又具有独立主权的老道外区得益甚丰，成为事实上的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特区，仅仅30多年的时间，原本荒凉之地，骤然楼阁连云商肆林立，国际贸易、铁路航运、外资外商、海关海监、银行报馆、电气电信、旅馆商厦、游乐休闲等等，国际大都市的全部标识均已具备。
黄包车去道外走过的一些大街小巷上，大幅的“防谍”宣传画和影剧海报、杀人布告贴在一起。
经过某处日伪军事机关，车夫加快速度并好心提醒道∶“少爷，你刚来哈尔滨吧？有些地方请不要东张西望，小心惹上麻烦！”
彭开济说：“我刚来贵地，街上不能观光？”
车夫说∶“你不知道日本人的规矩多？火车经过一些军事要地，车上都必须拉上窗帘呀！”
彭开济说∶“哦，我还以为是列车员要遮挡阳光。”
车夫小声说∶“我就说少爷是外地人嘛，我们这里即便是被抓去修工事的劳工，都要带上脸罩，抬起头，眼睛只能直视到工事一角，看不到全貌的。现在的满州国，街上到处是神秘的暗探，他们穿的总是便服，从外表上你很难分辨他们与老百姓有何不同，但从小动作上和眼神上，如果你眼尖可以看出异常∶小动作总是鬼鬼祟祟，眼神总是闪闪烁烁的。”
“啊，这么恐怖？！”彭开济也小声说。
“我可不是说假话吓唬你，‘匪谍’事件几乎天天有，我邻居被人检举，说屋里的人在打电报，于是大队人马一拥而入，结果搜来查去，哪里有电报机？后来派人蹲守细查，发现远远的果然有像打电报的声音，循声追过去，原来是屋外草堆里传出的，手电一照，‘匪谍’不是张三李四，而是一只蚱蜢。这蚱蜢害得我邻居身上脱了一层皮，落下病根拉不了车，改成讨口要饭了。”车夫说。
“谢谢你的提醒，大哥的话我听进去了。”彭开济说，他知道“九·一八”至今，日寇铁蹄踏上黑土地，如一场突如其来且来势汹汹的瘟疫大流行，给东北民众带来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不仅巅覆了他们的日常作息，还进而改变了社会秩序、生活形态、工作方式等，他们的人生充满试炼，生活从此不一样，一切不再如常，这期间，自我禁锢，减少外出成了他们生活的常态，但诚如哲学家尼采所言：“杀不死我们的，会使我们更坚强。”
王区长给他的任务是去哈尔滨协助“滨江站”执行一段时间任务，临行前，王区长语重心长告诉他：“滨江站是戴老板亲自指示在东北筹划的重要团队，总部设于哈尔滨，下属机构遍布长春、牡丹江、齐齐哈尔、吉林、佳木斯等东北各主要城市，滨江中心组是东三省唯一能与南京鸡鹅巷接通电话的特情单位，专门负责搜集日军、苏俄及G党情报，并搞制裁暗杀活动，同时进行地下建军。为了贯彻戴老板‘以存在应对存在’的指示，要求我区各站抽调人员赴东北加强滨江站，探究日本人和伪满的呼吸，观察他们的住所、文人雅士聚会的咖啡店，了解他们写家书的原因以及在信中说了什么、隐瞒了什么，熟知他们如何用母语对骂和阅报的方式，以及孩子们的学校作业……总之，了解敌人的一切。当然，苏俄和G党在那里的活动也必须了然于胸。”
彭开济临行前，李副区长秘密召见他，李副区长原是调查课人员，长驻沈阳，并入特务处后，被任命为上海区副区长兼某大区督察。
李副区长授权彭开济在接受滨江站负责人领导的同时、拥有“临时督察”之责，这让彭开济又惊又喜。
梁栋告诉过他，过去几年，特务处仅有区区150人左右，而调查课则有二千余人，在拥有十余万成员的蓝衣社中分量严重不足，这一直是戴老板的心病。
作为当年蓝衣社里四大台柱之一，戴老板年纪最长，而资历最浅，他入社前在中原大战的硝烟中被派往北方搜集情报，回到南京后，地位仍然不尽人意，甚至连黄包车都坐不起。
但十年的游荡失意和一事无存，戴老板历练出了投机钻营、忍辱负重、冒险进取、揣摩迎上的禀赋，为了把情报及时送抵同乡籍的校长案头，他总是连夜整理文件，草草一觉后，夜色中步行数小时到达校长的中山陵园官邸，每天风雨无阻，终得校长赏识和信任，当上社里特务处长，在以蛇吞象、兼并邓文仪的调查课之后，面对新进千余名人员，有的是留洋学者、特训专家、电讯专才，有的是黄埔学长、军阶和资历都远高于他戴笠者；还有一些人，则始终念念不忘于旧主邓文仪……戴老板作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建立特务处的督察制度，不仅融合了新旧之分，并且化腐朽为神奇，让他在特务处说一不二。
督察就是特务中的特务，使命即监视特务处各地人员的作为，在公开的大区督察之下，还设“周督察”和“临时督察”，前者以日常工作为主，秘密汇报各地的人员动向、工作状况乃至卫生设备；后者以任务为对象，它人选无定，就具体任务秘密汇报。这种仿效锦衣卫东厂和西厂的特务制衡体系，让戴老板如心使臂、如臂使挥掌控着特务处，因谁也不知道哪个人在充当周督察或临时督察，各地特务都只能如履薄冰、效忠于戴笠一个人。
彭开济在哈尔滨走访了一圈茂鑫源的合作伙伴，深感他们的不易，日本人通过中日黑帮联盟像挤奶似的榨取着他们的财富，哈尔滨的黑帮与上海的查二和青帮一模一样，对欺诈自己的同胞没有任何悔意，造成中国大量地下财富前所未有的流失，而撮合中日黑帮结盟的正是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认为中日黑帮的合作已经非正式地存在千余年，在古代，中国闽浙沿海的不法商贩和海盗组织了亚洲最成功的贸易网，他们的舢板把海上贸易做到南洋甚至远达东非和阿拉伯国家，这些商贩团伙拥有私人武装，并把他们的财富以金砖密藏在中国沿海的堡垒里，为了对抗朝廷，他们用这些财宝贿赂地方官员，还常常到日本九州西南岸的吴岛上避难，从而和朝廷眼里的“倭寇”勾结，经常到富裕的江南抢劫。
日本的统治者和武士曾把商人当作寄生虫，这和中国历代王朝以纳贡的形式垄断贸易、除此以外的商业活动都是非法的、应处以极刑类似：在中国五千年历史上，商业在概念上似乎一直是非法的，商人永远是被压制和被迫害的对象，财产被没收、被关入大牢或和家眷一道被流放至中原以外的“蛮夷之地”。结果是商人不得不秘密地经营，贿赂地方官员，以求生路。直到19世纪末摇摇欲坠的大清王朝作为对不断增长的西方影响的让步，也为了急需的财政税收，终于允许商人公开经营。
土肥原贤二知道这一点，深知根据中国历史传统的做法，即使现在中国经济在列强大肆掠夺而失血，大量的中国财富仍然是隐藏着的，从一个军阀转到另一个军阀手中的资产，与藏在民间的财富相比还是微不足道的，就如八国联军对北京连续不断的抢劫使大量宫廷财宝流失，但这并未影响到其他富豪、大小商人以及地痞流氓手中的黄金、艺术品及祖传的遗产。
所以土肥原贤二在“九·一八”事变后把东北的银行、博物馆、豪宅留给宪兵处理，让日本黑帮的浪人暂时和当地黑帮建立合伙关系，注意力放在劫夺中国藏而不见的财富，特别是来自贩毒、酒水、赌场、妓院、走私和其他的非法行为所得的暴利上。
来自沈阳的王老板说：“我永远忘不了，沈阳的市民也忘不了，那段时间，土肥原调遣的宪兵特别行动小队四处搜查，扣压国民政府的所有财产，搬走家具、镜子、地毯，装箱通过满铁运往日本，又炸开银行的库房，抢劫富豪及商人和士绅的黄金、宝石、珠宝、艺术品等，据说秘密宪兵至少收集数千公斤黄金送往东京皇室，日本人搜括得很彻底，掘开坟墓连死人身上镶的金牙也敲下来。我还听说在台湾，一战后德国以旧马克债券赔偿日本，日本政府把债券转卖给台湾人，但事后德国及日本政府均不愿处理这批债券，导致债券沦为废纸。”
彭开济说﹕“只要是中国人，谁也忘不了。”
王老板说﹕“我和你父亲是生意伙伴，这些话哪里说哪里丢，说过了会招祸，因为在台湾和满州国，日本人建立了一个由秘密宪兵特务、告密者和黑帮组成的范围广泛的网络，按照密度普遍分布，并不是特定地点的专案锁定。一旦他们锁定了特定地点，就可知道这一地点一定有专案发生了，而特点就是，针对一处房院，开始有形迹可疑的人出现，他们先接班监视着房子，再根据情况展开对房子中出入的人跟踪监视。我告诉你，大多数日本秘密宪兵特务明面是看不见的，他们身着便服，只能从他们翻领下面的**加以识别。所以我次次提醒自己，表面功夫很重要，对任何事情不论是否不惯不悦、不喜欢、不认同，都不能在脸上表露出来，当然更不能说出口，不仅不能轻声对身边的人说，也不能自言自语，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那么巧被一个眼神或耳朵捕捉到，很容易就被放大，残局难收。”
彭开济点头道谢，数日走访茂鑫源商友，他对日本人并非全用枪刺威逼才得到东北大地的财富的“财政制度”更感震惊：关东军明白他们不能无限制地继续这种直截了当的抢劫和掠夺，于是将掠夺改装成一种财经制度，以军令建立一种货币强制发行，不接受的人就被处死，用这种货币，日本人可以操纵汇率，在不公正到残忍地步的基础上进行交易，此外关东军还要**裸地没收或征收资本税，或干脆把财产的主人谋杀掉，把工人变成奴隶。日本人的特许公司想把价格定得多低就多低，低到离奇，关东军再按这些价格“购买”，于是大量的物资流入日本，在东北民间财富即将被榨干之际，日本人就适当作一些让步，拿土肥原贤二的话讲，那就如“注水入泵，再将其伸入井中更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