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壬寅宫变”，在朝堂上受益最大的人是严嵩，因为，他正巧赶上了内阁“真空期”。
原来，明朝自建文四年实行内阁辅臣制以来，阁臣数量时多时少，多时可达八人，最多时是景太八年暨天顺元年，人数达到十二位；而人数少时一般是三人，最少时只有一到两人。对一个辅佐皇帝治理偌大国家的中央中枢核心机构来说，称这种状态为“真空期”也似不为过。而第一次“真空期”出现在嘉靖十五年，当时张孚敬刚致仕，费宏刚去世，内阁只剩下李时一个“光杆司令”。这种状态竟持续了一年零三个月，才将夏言选入阁中，由此可见嘉靖宁缺毋滥的用人尺度之严苛。
夏言入阁两年便成为首辅，说明嘉靖对他的充分认可。但在随后几年里，他却坐上了“三起三落”的过山车，究其原因，是他与嘉靖“‘道’不同而不相为伍”所致。
此时的嘉靖已成为狂热道徒，对崇道之事听不得任何不同之声。夏言则对崇道毫无兴趣，对那些装神弄鬼的法事也根本不信。但他知道“上有所好，下必趋之”的道理，如果公开反对崇道则会被赶出朝堂，也就不能用自己所学报效国家了。所以，他只得曲意求全，对嘉靖崇道采取顺从、附和态度，甚至还因青词写得不错博得嘉靖的欣赏。
然而，顺从、附和是有限度的，随着崇道闹剧弄得越来越乌烟瘴气，夏言的不满终于爆发了。
嘉靖十九年（1542年）八月初十万寿节（嘉靖生日）过后，皇上忽一日在朝堂上提出让四岁的太子监国，自己隐居深宫修道一、二年，然后再恢复亲政。不用说，这又是受了道士的什么蛊惑。满堂京朝官们听得惊愕不已——把家国大政交给一个还在吃奶的孺子，这是一国之君能说出来的话吗？！但大家都知道这位固执己见的主子可没在开玩笑，而且对忤逆己见的人也绝对的严酷无情，故一时间朝堂上沉寂得鸦雀无声。
过了片刻，只见一人出班跪倒奏道：“微臣有本启奏。”大家一看，见是太仆寺卿杨最，一位年近古稀的老臣。
嘉靖往下撇了一眼，语调阴沉地问道：“你有什么要说的啊？”
杨最挺直上身说道：“陛下春秋方壮，却颁布让年幼太子监国，自己暂时不问国政的圣谕，而原因不过是得到了一个一方士，欲听从他的话服食求仙而已。那求仙之事乃山栖隐居、澡练寡欲者所为，岂有高居黄屋紫闼、兖衣玉食而能白日翀举飞升、成仙得道的呢？陛下因为这种虚妄无稽之事就置家国大政于不顾，臣虽至愚，也不敢遵奉您的这道诏旨啊！”
嘉靖闻听勃然大怒，拍案喝道：“放肆！朕潜心修道就是为了替社稷祈福，替国家延祚。尔信口雌黄、亵渎神灵，岂不耽误了朕利国利民的大事！”
杨最将头在地上磕得“咚咚”作响，复又挺身大声说道：“陛下，为君王者，治国理政乃根本要务，建谯作法是水月镜花。如若舍弃根本之实而妄求水、镜之虚，伤害的是国家，殃及的是百姓，切望陛下再而思之、三而思之呀陛下！”
嘉靖被气得面色青白，嘴唇哆嗦着喊道：“胡说！杨最，你欺君罔上，在朝堂之上以大不敬之言蛊惑人心、亵渎神明，罪在不赦！——来呀，将杨最廷杖一百，一定要着实重重责打！”
廷杖之刑由来已久，据史料记载，最早始于东汉明帝（注1），以后三国、唐代、元代也有零散资料，但都不详细。明代朱国桢《涌幢小品·廷杖》载：“成化以前，凡廷杖者不去衣，用厚棉底衣，重毡叠帕，示辱而已。逆瑾用事，恶廷臣，始去衣，遂有杖死者。”这说明，明代廷杖在很长时期内并非着眼于伤人体肤，而在于羞辱官员颜面，是有“立皇帝”绰号的刘瑾让这一刑罚变成了朝臣们真正的噩梦。明代涉及人数众多的廷杖有两次。一次在正德十四年(1519年)，朱厚照要巡幸江南，群臣劝阻，皇帝大怒，使一百四十六位大臣遭受廷杖，十一人被打死。另一次在嘉靖三年（1524年），朱厚熜欲追封生父兴献王为帝，群臣因其不合大礼，一百多人哭谏于左顺门，皇帝怒施廷杖，致使毙命十七人。
当下，杨最被锦衣卫当廷逮捕，押解到午门之外。午门正面墩台下两侧设有锦衣卫值房，廷杖在午门小广场中央甬道东侧行刑。锦衣校尉将杨最双腕用绳索绑在一起，褪去下体衣裤按在地下铺展着的一张粗白布床单上，周围列校尉百人，身穿飞鱼服，腰配秀春刀，手执廷杖木棍，森然林立。廷杖木棍由栗木制成，击人一端削成槌状且包有铁皮。司礼监太监崔文宣读过刑部按皇上旨意签发的廷杖驾帖，便在午门西墀监刑座位上坐下，锦衣卫使坐在他右方下首，周围也站立着数十人。
锦衣卫使朝崔文双脚撇了一眼，原来这脚的姿势有机关。廷杖分“着实打”和“用心打”两种，至于采取何种打法，由监刑官按皇帝旨意决定。如监刑官脚尖张开，那就是“着实打”，程度要相对轻一些，可能会导致残废；而如果监刑官脚尖闭合，那就是“用心打”，则受刑者必死无疑。
当下锦衣卫使见崔文脚尖闭合，心里有了数，便拖着长音扬声喝道：“阁——棍——”
“遵命！”行刑者答应着，把木棍放在杨最屁股上。同时，走过来四名锦衣卫，每人抓住杨最身子下面白布床单的一个角，“嘿”地一声同时用力，就将杨最兜着抬了起来。
“给我用心打！”
“用心打呀！”环列的锦衣校尉齐声应和，喊声震耳欲聋。
“遵命！”
啪，啪，啪……木棍一次次高高扬起、重重落下。每打五下就要更换一名行刑者，以保证击打的“高质量”。木棍击打声、众人呐喊声、受刑者哀号声混合一处，令午门前变成了恐怖的阿鼻地狱。而一旁坐着监刑的崔文则神情松弛，若无其事地端着把供春刻诗文紫砂树癭壶喝茶。
忽然，击打停止下来，锦衣卫使忙问：“怎么不打啦？我这儿数着呢，才四十三下呀！”
“他、他没气儿啦，还接着打吗？”行刑者问道。
锦衣卫使把询问的目光转向崔文。
崔文咕噜一声将一口茶咽下去，这才说道：“……驾帖上不是写着得打一百下呢吗？接着打吧，打完了咱们爷们儿好交差呀！”
啪，啪，啪……年近七旬的杨最在身死之后，仍然由他的遗体承受着圣上的惩罚。
不过这位杨老爷子也不算白丢性命，性情反复无常的嘉靖在杨最死谏下，也暗自重新审视这个决定的利弊。目前国是并不顺遂，外有“南倭”“北虏”袭扰，内有江洋群盗，凶焰甚炽，为此，刚于六月份恢复江淮总兵官一职予以弹压。此外，旱涝灾荒、流民饥馁等状况更是数不胜数。如今内阁中只有三人，还有一个病重不能致公，要是自己再成了“甩手掌柜”，闹出大乱子来就麻烦了！
但他极好面子，从来是知错、改错不认错，于是，“太子监国”之议便黑不提、白不提地束之高阁了。
然而朝野官员都心知肚明这是杨最舍身取义的功劳，私下里纷纷赞叹不已。因左顺门事件被谪戍云南永昌卫的杨慎在给夏言的书信中就作赋吟道：“惟公清媲赵抃（注2），忠嗣比干。忤时信志，为国薅谗。并游英俊，趋诏震撼。身轻一叶，名重泰山。慎窃仰止，闻讣心寒。短词诔素，有泪潜潸。”
读罢书信，夏言面颊上再次泛起红潮。当初杨最在朝堂上拼死争谏时，他的脸要比现在更红，就像喝醉了酒一样，只不过在高度紧张情况下没人注意到他。那时他几度想出班附和杨最，又几度隐忍下来，现在回想起来，还颇有浓重的羞愧、内疚之情。“文死谏，武死战。”这是做臣子最基本的准则。杨最杀身成仁、名垂千古，而自己贪生怕死、畏缩不进，日后必为世人所耻笑！
但他又转过念头来安慰自己：当时顾虑再三，是因为自己与杨最身份不同。杨最只是个从三品太仆寺卿，出班争谏代表的也只是个人。而自己是内阁首辅、正一品大员，光禄大夫、上国柱、少博兼太子太博、武英殿大学士，是朝堂中重要性、地位和影响力均居首位的大臣，若当众与皇上顶撞，则无异于代表群臣向极好面子、对求道极其认真的皇上发难，从而无可避免地引发十六年前“左顺门事件”那样的大灾祸，导致几十甚至上百官员死伤，那样又于事何补、于国何益呢？！
想到这些他内心稍稍宽慰一点，但同时也下定决心，对皇上崇道之事绝不能再一味迁就、顺从下去，要有理、有利、有节地加以劝阻，让皇上知道凡事皆有底线。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注1：《后汉纪》：明帝时，政事严峻，故卿皆鞭杖。（《太平御览》卷605·刑法部·16杖条）
注2：赵抃（1008年－1084年），字阅道，衢州西安（今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人，北宋名臣。至和元年（1054年）为殿中侍御史，弹劾不避权幸，京师目为“铁面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