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段时间，张彬又来到了学校找到了那个曾经谈过话的校长。校长说：“通过我们的认定，你的英语发音还有一些问题，我们暂时不需要老师，你还是到小学去问问，也许那里更需要你。”
张彬从中学出来走进了小学部，当时的中小学都在一个校园内。他走进了小学校长的办公室，校长是一个女的，姓贺。张彬把自己的愿望一说，贺校长就高兴地笑着说：“我们是需要一个男老师，学校春季里栽树连个挖坑的都没有。”原来这个学校只有两名男老师，劳动力太少，真的有点什么活都没有人能做。张彬也就是占了这个便宜，才能够从基层来到这个局机关小学当老师。
贺校长说：“行，我们这儿要你了，你就从下开始办手续吧。”
张彬高兴极了，回到单位就开始办手续。到了大队部那里，大队长说：“不行，你先从接收你的单位办手续吧。”
张彬说：“人家让我先从咱们单位办手续。”
“不行，你到机关去了，肯定是有人的。”
“我没有人。”
“没有人？没有人怎么能去机关呢？”
“我真的没有人，我谁也不认识。”
“不可能，你回去吧，从上往下办手续。”
就这样，第一次到大队签子没有成功，张彬就回到了宿舍，和杨天亮说了在大队部碰钉子的事。杨天亮就对他说：“别着急。现在外调的很多，说不定冻结了。你看，咱们中队调走了多少人，家里有点门路的都走了，再等等。”
张彬说：“我是自愿来油田的，绝对不会回地方了，再者说，我的父母也没有这个能耐把我调回到他们身边，我就在油田内部调动还可以。”
“那你是怎么来油田的呢？”
“其实，招工的时候还没有我们76年下乡的名额，因为没有人愿意来，所以报名的人不够，于是，我就和某某人一起到大队去要求，就这样我就报名来油田了。后来，铁路开始清点了，把下乡青年都召回了铁路，那些人还劝我回铁路去发展，我说你们愿意回去就回去吧，我不回去了，就我一个人了，我也要去。我的父亲、弟弟、妹妹、姐姐将来都在铁路工作有什么意思，还不如有一个在别的单位工作的好。就这样，我就来了。”
“行，你的主意挺正的。那么，你当老师的事，你的父母知道了吗？”
“不知道，我就是想调到一个离家近的地方，你看现在咱们这个地方离家不远不近的，要不就远点，回家一次也值得，要不就近点，远地我去不了，那就去近地，离家近点也好照顾父母。”
“你说的也对。那大队长不给你签子怎么办啊？”
“过几天，我再去，说我有门子，我有那个能耐早就不在这干了。”
第二天，张彬就把这件事告诉了中队的指导员，他姓朱，是从部队上下来的，挺好的一个人。他对张彬还可以，有的时候晚上中队开会学习，教导员就让他来读报纸给大伙听。
朱教导员听了张彬的话以后，先沉思了一下后说：“明天你再去大队部签子，如果大队长还不给你签子，我去帮你办。”一句话，说得张彬把晃荡的心终于放下了。他把这话又对杨天亮说了，杨天亮也很高兴，不管怎么说，能有人替张彬出面了。
第二天，张彬拿着写好的离队申请，再次走进大队部。他把申请拿给大队长看，嗯，这次大队长没有说话，只是在张彬的申请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大名，拿出公章使劲地盖上了大印。
长话短说，从那以后，张彬就开始逐级地办理调转手续。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切还都很正常，也用不着“研究研究（烟酒烟酒），更不用给办事的人送什么红包，那时候的人们还非常地朴实、忠厚，真的是“为人民服务”。所以，不到一个月，张彬就把手续给办齐了，该签字的签字了，该盖章的盖章了。因为总部离他们的大队在不同的地方，坐车也得几个小时，过去的路也没有现在的平整和宽敞，颠颠波波的。
到了总管人事部门，科长又把张彬翻来覆去地询问了一遍，最后说：“你先回去，等候通知。”把申请表就放进了抽屉里。
张彬又回到了大队边工作边等待，好多人听说他要走，有的找他聊天，有的请他吃饭，同室住的师傅和师兄弟也给了他很大的支持和安慰。这一切说明张彬在同志们的眼里还是很不错的一个人，还是值得人们留念的人。可是，一个星期过去了，调令还是没有发下来，怎么回事呢？张彬的心里又开始忐忑不安起来，他决定再到人事处问一下。
到了人事处，上次接待他的那个科长把这件事给忘了，你说这事干的，幸亏他来了，他要是不来，那份调令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发到大队呢。等张彬说明了来意，科长才想起来这回事，他就到处找张彬的那份申请表，结果在一个铁皮柜的最底下，他把申请书翻了出来。连看都没有看，就写上了“同意接收”四个大字，签上自己的大名，盖上公章，递给了张彬。
张彬揣好这张调令，又坐车回到了原单位，向教导员作了汇报，而且要求中队给出车搬家。教导员也一一同意了。那天晚上，他又和杨天亮聊到了很晚。现在，杨天亮已经买断工龄好几年了，在家里休息，而张彬还在教学第一线战斗着，他们仍然保持着友好的往来。
上世纪的1981年的4月6日，张彬把“家”搬到了机关小学。住独身人的“家”都很简单，就是一个行李，被和褥，外加一个洗脸盆和一些生活用品。朋友们帮张彬把这些东西搬到了车上，之后，张彬就上车挥手与朋友们告别了。
就这样，张彬离开了筑路大队走进了他不熟悉的教育岗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