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一会儿行长夫妇来了，这对中年夫妻一脸晦气。当然，可以理解。
本来想蹭个儿子，谁能想到养了五年养成了个烫手山芋。再加上这么一对娘不靠谱爹更离谱的血缘爹妈，显得这小孩儿的基因更晦气了，这两人只想赶紧把这块烫手山芋甩了。
好在祝饶也十分自觉，知道自己晦气，主动提出要搬出去住。
于是行长夫妇欢天喜地地把祝饶送走了。什么弹琴，什么留学，就像一场烟，每个人都默契地当作没发生过。
宁城有个老军工厂，钟玲的父母就是军工厂系统里的。所以祝饶知道，军工厂厂房那边有几栋旧宿舍楼。
都是七八十年代建的老宿舍，现在也就厂里的门卫大爷还住这里，厂里有自己的家属院，老员工都在家属院分了房子，没人会住这儿。
门卫大爷常年在厂里住，种菜养鸡，把个旧厂房附近都快整成农家乐了。
祝饶答应帮门卫大爷打扫卫生、照顾菜田和鸡，门卫大爷乐得让小孩儿来跟自己做个伴儿。
旧宿舍一间只有八个平米，放了一张破木板床，灯都是坏的。
流浪猫在里面做了窝，那段日子祝饶每天帮大爷干完活就放空，观察流浪猫，他跟流浪猫也没区别。
门卫大爷人不错，每天会从食堂给祝饶带饭。他瞧这小孩儿可怜，次次都会在食堂多给他打点肉，但祝饶都不怎么吃，门卫大爷干着急，想让他多吃点儿，小孩儿就说吃不下。
不过小孩儿看着还算精神，虽然瘦了点儿，门卫大爷也没办法。
祝饶在墙上挂了个日历，每天撕一页。
他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天天吃得少睡得也少，就目光灼灼地盯着日历。
整个人的精神像被一根钢丝绳悬吊着——这根“钢丝绳”，就是祝宏伟正式判决的日子。
祝宏伟的正式判决在大半年后，春天，在判决前的最后一个周四，允许家属前去看守所探视。
看守所接受定期的通信和汇款，祝饶从行长夫妇家离开的时候，跟行长夫妇借了一千块钱，那对夫妇俩当时只想快点把烫手山芋甩了，这么点钱也不指望祝饶真能还，随手就给了。
祝饶把这一千块分几次，全都打给了祝宏伟。这些钱在外面不够看，在看守所却是够祝宏伟时不时吃点好的了。
他还定期写信给祝宏伟，完全看不出这孩子跟亲生父亲曾经的关系是那么恶劣。
就这样，钱一笔笔汇过去，信一封封寄过去，终于是到了祝宏伟判决前的唯一一个家属探视日。
祝饶穿上了他的旧校服，小孩儿瘦得像棵豆芽菜，但腰板挺得笔直，坐上了公交车，前往看守所。
祝宏伟知道祝饶来了，就像抓住了救命稻草。隔着家属探视窗口，一张憔悴到凹陷的脸目光灼人得可怕。
他压低声音，语气却迫切万分：
“小饶，你信里说的那些都是真的对吧？快把我弄出去，我一定对你好，你一辈子都是我的宝贝儿子——”
祝饶个子矮，坐在高高的凳子上，对着祝宏伟——这位他生物学上的父亲——满脸的愧疚难过之色不像作伪。脸色苍白，似乎真的很害怕自己会失去这唯一的一个亲人。
……
“这样真的合适吗？”
监控室里，警方放了祝宏伟的探视画面。年轻一点的刑警直皱眉头：“这个小孩才十三岁，您知道他母亲怎么死的么？自杀，全是这男的害的。
“最后致命的那一刀还是抓着这孩子的手捅的，这多吓人吶！这事才发生没多久，之前警队的心理医生也说了，这孩子精神状况是有问题的。贸贸然让他来探视，我觉得不妥，可能会加重小孩的心理创伤——”
“这个案子就是我经手的，要你给我重复？”老刑警打断他，无语地翻了个白眼，塞了包仙贝到旁边的愣头青手里，“吃吃吃，别废话。”
“……”委屈。
老刑警说：“探视是这孩子自己强烈要求的。我也不想答应，没办法，这是人家的权利。”
“哎……真造孽……”
年轻刑警长吁短叹了一会儿，怒吃三包仙贝，打了个鲜虾味的饱嗝。
再看监控的时候，小孩儿已经离开了。
三天后，判决的前一天晚上，祝宏伟在看守所自杀了，死前什么信息也没留下。
大跌所有警察的眼镜。
负责祝宏伟案子的老刑警怎么想都觉得不对劲，仔细想想，祝宏伟自杀前唯一的变数就是他儿子祝饶。于是老刑警翻出了祝饶之前寄给祝宏伟的信，一封封仔细看。
信上的内容乍看很平常，都是鼓励的话。但每一封信，都非常笃定地告诉祝宏伟：你不会被判刑，行长夫妇已经帮忙把关系疏通好了，你只要在看守所里待着等待就好，等到判决当天会直接给你无罪释放。
而且有意思的是，长达大半年的时间祝饶跟祝宏伟持续通信，每封信上的内容都是连贯递进的。不仅详细地告诉了祝宏伟现在“疏通进行到哪一步了”，而且给到祝宏伟的确定性和承诺是递增的。
“这孩子……”年轻刑警咋舌，“哪有这种事啊……这可真是撒谎不打草稿啊！还说得这么真，我看着都要给他骗了！”
老刑警说：“心理学上有一种说法，叫沉锚效应。
“意思是，人的思维会被得到的第一信息所左右。就像沉入海底的锚一样，先入为主，深信不疑。尤其是在看守所这种封闭环境——一根绝望中抓住的救命稻草，时间越久越是煎熬，越显得这根稻草可贵。你想想，对于处在担惊受怕跟恐惧中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