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最重要的，是考研。许千努力克制着对路帆的牵挂，让心思集中在复习上。仍旧保持着原来的作息和学习习惯，一点点推进。偶尔分神，也强迫思绪回到眼前的文字上。
似乎没有多大影响，除了写东西时，不自觉地流向悲剧的结尾。都说作品是创作者内心的写照。她以前以为可以采用技法掩饰主观性的东西，现在才知道，这是不可避免的。和之前那些作品比起来，现在写的东西明显透着一股忧郁的蓝色，黏重，黯淡，仿佛冬天飘着霾的早上。
往往如此。在她人生的转折点上，往往如此，因为情绪，左右了结局。
之前是谁说过来着？她记不起来了。当时高考成绩刚出，好多人来安慰她，说什么考场上紧张了、判卷不规范等等，其中的一个人没有说那些偶然性的东西，只是拍拍她的肩膀，说以她的性格，就会是这样的结果。
那会儿她心里还气不过，不知道自己的性格有什么问题，凭什么要得到这个结局。直到重蹈覆辙般踉踉跄跄站在了又一个转角，她终于明白那个人的意思。
对于感情，她太敏感了，敏感到不适应这个社会运作的法则。她天生是为情而活的。宝玉怎么可能入朝为官呢？她又怎么可能对情感的波动熟视无睹、一心一意钻研眼前的事呢？
她可能天生具备一个创作者该有的细腻与敏锐。但当创作的资格要先用理智来换取时，她就会被淘汰。
结局不是早就写好了吗？
考试当天早上，离开考还有不到两个小时。她把电话卡拔了。这样，她就不用煎熬地等待。就算路帆真的没来电话，她也可以骗一骗自己，假装蒙在鼓里。
第一科结束，吃饭，睡觉，然后去考第二科。政治和英语，还算意料之中，该拿的拿了，该放的放了。走出考场，心情轻松了许多。拿出手机，深吸一口气，把电话卡放了进去。
拨号，接通。
“喂？”
“考完了？”
“嗯，刚出考场。”
你，有没有联系过我？
问题太傻，怎么说得出口。
“还好吧？”
“还好。”
“回去吃点好的，早点休息，别贪晚……”
“我想吃你做的饭。”
“回来吃。等考完了，回来给你做。”
我还想抱你。
“明天考专业课？”
“嗯。”
“放松，没问题的。”
“好。”停顿了几秒，胆怯地继续说道：“你知道，高考那天，我一直在想的是什么吗？”
“什么？”
“我在想，进考场之前，你为什么不来抱抱我。”
“我不知道你在哪儿。”
“我知道你在哪儿。”
“那你怎么不来找我？”
“你不会答应的。”
“那天你来找我，我肯定答应呀。”
“我找了你一年，你连看都不看我。”
“那会儿不是怕影响你学习……”
“你不在才是最影响我的。”压住渐渐扬起的声调，让声音听起来不像是控诉，“我眼看着你抱了别的学生。”
耳边一声轻轻的叹气。
“别说这些了。过去多少年了。明天还剩两科，你好好考，平常心，别想这些。”
“那这次，等我考完了，你能抱抱我吗？”
“好。”
紧接着的寒假，她只回去过了个年。一共待了不到十天，就匆匆忙忙赶回学校，谁也拦不住。这期间，和路帆见了三次面，吃了两顿饭。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她执意这么做，就是想把这一口气憋住。团聚也好，庆祝也好，都留到尘埃落定以后吧。
出成绩的时候，许千正在忙活毕业论文的初稿。成绩不算很高，在复试的名单里排在中间。作为跨考的学生，拿到这个成绩足够令她满意。第一时间告诉了路帆和李炳然他们几个，转过头就开始加紧准备复试。
导演专业，最难的就是复试。要根据给定的题目，当场拍一支短片出来。拍完之后，还要进行面试。一想到要站在那些从教多年的老师面前表达自己的思想，她就底气不足。电影于她，太神圣了，神圣到哪怕触碰一下都担心会构成亵渎。
短短一个月时间里，她和曾博打了十几通电话，跟李炳然的通话次数更多，常常到了后半夜还在交流构思。甚至在梦里，出现的还是跟电影、复试有关的东西：拍摄时忘了插卡、灯光当场出了问题、演员跟她意见不合撂了挑子……把她的梦收集起来，几乎可以凑出一套片场事故大全。
朋友们都劝她不要太紧张，在网上认识的已经上岸了的学长学姐也安慰说没那么可怕。神经紧绷着，仍旧放松不下来。
她自己也说不清楚到底在担心什么。如同看见了暴雨来临前搬家的蚂蚁，她恐惧于未知。
这是命运的分叉。
复试当天，拿到了题目：来日方长。
看到这四个字的瞬间，脑袋嗡嗡作响。长久活跃着的想象力突然被束缚住，定格出一张面孔。
除了你，我什么都想不出。
来不及感慨造化弄人，她必须马不停蹄地起笔构思。讲个怎样的故事呢？几乎所有第一眼看到的人，都会下意识地想到离别。可是拍离别，又太大众，难能拍出个人风格；况且一涉及离别的题材，她就会陷入不能自已的浓墨重彩中去，过于主观，歇斯底里。
那拍什么？来日方长……
你总说来日方长。可那个来日，究竟是何日？
灵光闪现。围绕这一句话，许千把故事徐徐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