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在即，分别不远，于惊雷约郭有作和彭开济周末去富乐山登高。
富乐山，绵州第一去处，地处古剑门蜀道南段，原名东山，又称旗山，以其“秀、雅、幽”著称。
富乐山之得名，《方舆胜览》记载：汉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冬，昭烈入蜀，益州牧刘璋延至此山，欢宴百日，望蜀之全盛，饮酒乐甚，刘备叹曰：富哉，今日之乐乎！此山之得名。
绵州民间又称富乐山为“帝山”，与其隔江相对的西山则称为“相山”，相山四胜为西蜀子云亭、蒋琬祠墓、玉女泉和仙云观。
三位好友沿山路拾级而上，沿途碑石、岩刻、造像及题壁诗词甚多。
在一块方碑前三人驻足，碑文是陆游的《东山》题诗：
今日之集何佳哉！入关剧饮始此回。
登山正可小天下，跨海何用寻蓬莱。
青天肯为陆子见，妍日似趣梅花开。
有酒如涪绿可爱，一醉直欲空千罍。
驰酥鹅黄出陇右，熊肪玉白黔南来。
眼花耳熟不知夜，但见银烛高花摧。
京华故人死太半，欢极往往潜生哀。
聊将豪纵压忧患，鼓吹动地声如雷。
于惊雷放声吟诵，彭开济说：
“陆放翁也曾踏足富乐山，他诗写时事抒怀，热情洋溢，慷慨悲壮，笔力雄厚，报国之情从未稍减啊。”
郭有作说：
“也许此刻我们的心情，和当日身处国土沦丧、国难深重之境的陆放翁最接近：你永远不能靠软弱保卫我们的国家！
此时山石坦荡，树翠径幽，溪水滞留，河山多娇，岁月静好……
就在这令人心旷神怡的空气中，我闻到了东北三省的硝烟和血腥，是如此的呛人!”
彭开济说：“面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逼近的军靴和刺刀，南京当局竟发出不抵抗的命令，是傲慢还是无知？这感觉就像把东北十万将士变成在猎人枪口下奔跑的兔子。”
郭有作说：
“是既傲慢又无知，这些国府政客虽然满口都是主义，但事实证明他们满脑子都是利益。
正如漫画《新民国》中所反映，由人形组成的四个词‘共和’、‘自由’、‘平等’、‘幸福’，
画家对这四个人形词分别作了一番注释，真是精彩绝伦：
‘共和’――甚么子叫共，甚么子叫和，分头独立，显然同室操戈；
‘自由’――甚么子叫自，甚么子叫由，专*制又专*制，群民失望又多愁；
‘平等’――甚么子叫平，甚么子叫等，一声吆喝来，路上行人两边滚；
‘幸福’――甚么子叫幸，甚么子叫福，可怜乡间民，连番遭劫向谁哭。”
于惊雷说：
“陆放翁若生长我们这个时代，他一定会认为历史的指针停滞不前了。
不分古人今人，我们有一种情怀是相同的，那就是重整山河、复兴吾族的家国情怀。
这种情怀已内化为国人的民族精神，是我们生存的一种方式：
没有国就没有家，没有国家的统一和完整，就没有家庭的幸福美满,和个人的幸福。”
郭有作说：
“是啊，国人的家国情怀，不是依靠Zong教信仰支撑的，而是靠实实在在的血脉流传的。”
三人信步前行，彭开济指着崖壁上一首北宋唐庚的题壁诗问同伴：
“你俩是否觉察到南京当局和刘璋很相似？”
于惊雷和彭开济看那题壁诗，写的是《三国志》中一段史实：
刘璋担心曹操攻占汉中后会趁势进攻益州，听信谋士张松建议，派法正迎请刘备入蜀，以解“敌攻其外，民叛其內”的危机。
刘备率将士数万入蜀至江州，由垫江水路北上到达涪城。
一路上刘璋特别下令沿途给予供给保障，而他专门从成都赶到涪城和刘备相会。
二刘见面，相处甚乐，携手欢饮百日。
在东山之巅，酒兴正酣的刘皇叔，起身四下眺望，克制不住隐藏在内心的喜悦，脱口而出：“富哉，今日之乐乎。”
唐庚的诗是这样写的：
富乐之名谁所留，建安年中刘豫州。
拥兵入蜀万貔貅，孱璋送国来迎头。
军中酾酒椎千牛，炙如巴山酒如涪。
酒酣握手登高丘，极目紫芋蹲春畴。
富乐之名此其由，君闻此说还信不。
当时兵起四十秋，拆屋不足供诛求。
生灵嗷嗷鼎中油，山中胡为乃尔优。
想今富乐万倍刘，端能容我逃穷愁，山僧笑言客罢休。
彭开济读完唐庚的诗说：
“刘备拥兵入蜀，正是在实行诸葛亮在《隆中对》里为他制定的战略，吞并巴蜀作为根据地，
刘备在山顶眺望这即将成为他囊中之物的天府之国，如何按捺得住心中的窃喜？
盘据我东三省的日本小鬼子，此刻的心情一定比刘皇叔还好。”
于惊雷和郭有作点头不语，许先生在课堂上告诉过他们，日本人的国防方针在清朝末年就由其参谋本部第二部长松石安治大佐指出：军备必须与国策一致，战略必须与政略并行，为增加国利民福，努力向海外扩张帝国利权；获取可移殖帝国逐年增加过剩人口之殖民地，至于殖民地之获得，必须伴随以兵力，其发展地区首先为满蒙。
许先生还为大家普及了日本帝国*主义眼中的“满蒙”范围，那就是北以黑龙江，西以大兴安岭与帝俄领土为界，东南以鸭绿江为界，西南以松岭、七老头、阴山等山脉从中国领土分开，划出了四周天然的屏障，形成一个战略据点。
郭有作说：
“生灵嗷嗷鼎中油，山中胡为乃尔优，何尝不是处于日寇铁蹄下我东北民众的叹息！
国民政府一遇小鬼子，就似膝盖中箭急于跪地，哪里还念祖宗疆土，当以死守，不可以尺寸与人？”
彭开济说：
“让东三省民众沦为亡国奴，是国民政府的沉沦，促成了东三省的恶梦。
我在想在未未某一天，我们继续在党国沉沦的世界中沉睡，但第二天，
当我们醒来时，这个世界被小鬼子复制了东三省的恶梦。”
郭有作说：
“郁达夫先生的一篇小说《沉沦》，如伤口露出的白森森骨头一般，
深刻揭示出他们那一代留日生因是弱国小民的自卑、苦恼和隐形的哀伤。
郁先生写道：原来日本人轻视中国人，同我们轻视猪狗一样。
日本人都叫中国人作‘支*那人’，这‘支*那人’三字，在日本，比我们骂人的‘贱贼’还更难听……
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强大起来！”
于惊雷说：
“国弱民耻，国强民尊啊！郁先生感伤的仅是弱国小民的心态。
若南京继续将头埋在沙子里，假装这一切都没有发生，我们将是无可救药的灾难的牺牲品，
猪狗都不如，和印第安人没有区别了。”
彭开济和郭有作听了，胸前觉得有一块铁板压着似的，不由攥紧拳头。
许先生授课从来旁征博引，天马行空，学生们的视野拓宽不少。
他们知道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在太平洋对岸的北美大地上，西方殖民者继续无情地穿越印第安人的土地前进。
为了完成其开发大陆的“天赋的使命”，殖民者不管印第安人提出什么保留其土地的要求，不管他们与谁结盟，不管他们作些什么让步，不管他们从白人那儿得到什么庄严的保证，事情的发展，和历时二、三个世纪的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对抗一样千篇一律：
当白人西移时，他们就通过武力，砍倒森林，翻耕土地，破坏印第安人的狩猎根据地，或订立欺骗性的条约等手段把印第安人逐走，绝大多数的印第安人被杀害，妇女和儿童则被贩卖，沦为奴隶。
“奴隶的收获物是什么呢？”许先生在课堂上自问自答，“是痛苦和血腥！即使你死了，敌人还会指着你的骨头说，这是奴隶！”
许先生一一举例：殖民者蒙大拿领地的国会代表詹姆斯·卡瓦诺说，“我一生中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好的印第安人，除了死的印第安人外。”
18**年威廉·谢尔曼指挥军队在桑德克里克任意屠杀手无寸的印第安妇女和孩童，他轻描淡写地说，“如果我们今年杀得多一点，那下一年要杀的人就少一点了……反正他们都得杀掉，或将其作为穷光蛋的品种保存下来。”
谢尔曼将军的忠实拥趸者卡斯特中校直来直去地说，“如果白人要求得到印第安人自称是他的那一份土地，那就不存在上诉问题：他必须交出来，否则就可无情地把他碾个粉碎，边推毁边前进。”
卡斯特中校还自认为是干这一推毁工作的命定的人物，1868年11月17日，他率领他的第七骑兵队，在俄克拉何马沿着沃希托河进攻印第安人夏延族首领“黑壶”的营地，包括“黑壶”本人及其妻子和幼子的夏延人全被杀害。
1890年12月，第七骑兵队在南达科他的翁第德尼杀死杀伤二百名左右的印第安人西荷族男女老小，从此所有的印第安人就开始了一个十年又一个十年的居留地的沮丧生活和受压制的生活……
许先生讲完印第安人的历史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许多学生若有所悟，印第安人的命运已被日本帝国*主义强加到我东三省人民头上，显然日本人的军靴不会止步于长城外。
于惊雷说：“日寇能趁虚而入侵占我东三省，老蒋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起了极大的坏作用，这一方针的实质是在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空前尖锐，国难当头的严重局势下，老蒋却把消灭国内的**人和人民革命力量、排除异己作为主攻方向，而置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于不顾。”
郭有作和彭开济对于惊雷的直言不讳惊讶之余，又深觉他的话一针见血：
在“安内”政策上，“九·一八”事变前的1930年到1931年6月，老蒋三次集中兵力“围剿”湘赣边界的中国工农红军，“九·一八”事变后，他无视国家危亡，继续“围剿”红军，在国统区压制人民革命力量，禁止一切正义活动和排日、抗日活动，实行法西斯统治，让全国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安内”实则攘内。
在“攘外”交涉上，南京当局以温和的态度对待日本帝国*主义，使中华民族一步步陷入灾难的深渊，“九·一八”事变前，当日本人制造万宝山事件，上海及国内各地民众集会，抑制日货，准备对日实行经济绝交时，老蒋认为“如果因此激动而意气用事，则反而为日本挑衅者所乘，吾当慎以处之。”
他接给东北的军政长官拍发电报，告之“发生全国性的排日运动时，恐被G产党利用，呈**之跋扈，同时，对于中日纷争，更有导入一层纷乱之虞。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
中村事件后，他又致电张将军“无论日军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于惊雷说：“最好的安内，就是放下分歧，团结一致对外，让民众意志得到倾听和重视，中国的故事并不取决于老蒋或他们中一些人，而是取决于我们所有人，取决于支持追求中国统一、民族复兴的人们。”
郭有作说：“惊雷说的真好，只有放下狭隘和偏见，才有对抗愤怒、贫穷、怨恨和绝望的好办法。”
彭开济笑说：“何日神洲皆富乐，血洒沙场也心甘！富乐英名谁所留，彭于郭仨出绵州。”
于惊雷握住二位好友的手说：
“我最喜欢鲁迅先生一句话：英雄的血，始终是无味国土上的人生的盐。我以此语与二位贤弟共勉！”